床上爬起来，等着八点开始工作。他喝了一杯咖啡，看了看冰箱门上的日历。明天就是贝特赛义德的祭日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他走进船舱，雅科夫正坐在一片缭绕的烟雾中，盯着眼前的屏幕。加百列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去睡一会儿。加百列在原地站了几分钟，喝完了杯子里的咖啡，然后便又摆出自己的惯有姿势——右手托着下巴，左手支撑着右手肘，在屏幕前的地毯上来回踱步。八点十五分，律师离开了那栋楼。贵妇也在十分钟后走了出来，她的小猎犬对着加百列的镜头拉了一坨屎。而那个长得像莉亚的苏菲则站在大门前，从手袋里找了一会儿太阳镜，然后漂漂亮亮地消失在了屏幕上。

    “你看上去糟透了。”迪娜说，“今晚你休息吧，我和雅科夫盯着。”

    刚刚入夜。港口除了另一艘游艇上传来的法国电子音乐之外，没有任何声音。加百列打了个哈欠，告诉迪娜，他们到这里之后他几乎没怎么睡过。迪娜建议他吃一片药。

    “我在房间里昏睡的时候哈立德来了怎么办？”

    “你说得也对。”她在沙发上盘起腿，盯着屏幕，圣雷米大街的人行道依然熙熙攘攘，“那么你为什么睡不着？”

    “你真需要我解释吗？”

    她的眼睛没有离开屏幕：“因为担心他不会来，担心打不中他，还是担心我们都被抓起来？”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迪娜，从来都不。”

    “没有人喜欢。如果我们喜欢，现在也不会在这里了。我们干这个是因为没有选择，因为他们强迫我们这样做。加百列，告诉我，如果他们明天决定停止爆炸、停止杀戮，那会怎么样？那样就和平了，对吗？但他们不喜欢和平，他们想毁掉我们。哈马斯和希特勒唯一的区别是，哈马斯没有技术和手段屠杀犹太人，但他们正在研究这样的手段。”

    “巴勒斯坦和纳粹之间还是有明显的道德分界的。哈立德做这件事的背后有某种正义的支撑，他只是采用了可憎的手段。”

    “正义？哈立德和他的同党有太多机会可以拥有和平了，但他们不想要。他的逻辑就是毁掉我们。如果你相信他想要和平，那么你就是在自欺欺人。”她指了指屏幕，“如果他来到这条街上，你有权利、也有道德上的义务，确保他永远不会离开那栋楼，永远没机会再进行杀戮。结果了他吧，加百列，否则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替你杀掉他。”

    “你真的会吗？你真觉得你可以在街上杀掉一个人？你觉得扣动扳机对你来说就那么容易？”

    她沉默了一会儿，目光一直停留在闪动的屏幕上。“我父亲是乌克兰人，”她说，“叫齐夫，他是他家在战后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其他人都去了巴比谷，和另外三万犹太人一样被枪毙了。战后他去了巴勒斯坦，改用希伯来名萨里德，意思是幸存者。他娶了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代表一百万浩劫的殉难者。我是最后一个，他们给我起名叫迪娜，意思是复仇。”

    乐声的音量突然变大了，随后又缓缓地降了下去。音乐结束后，只剩下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迪娜突然眯起双眼，仿佛激起了某种身体上的痛楚。她的眼睛定格在圣雷米大街上，但加百列知道，占领她脑海的却只有迪岑哥夫大街的那一个瞬间。

    “1994年10月19号，我和母亲还有两个姐姐在迪岑哥夫大街和艾斯特女王大街的拐角等车。5路车来了，我和母亲、姐姐吻别，看着她们上了车。车门打开的时候，我看到了他。”她顿了顿，转头望着加百列，“他就坐在司机后面，脚旁边放着一个背包，他当时也看了看我。他看上去善良可爱。不会的，我当时这么想，不可能，没人会到迪岑哥夫大街去炸5路车。所以我什么都没说。门关上了，车开始离站。”

    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双手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