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加百列床头的电话响了。是雅科夫。

    “看来你的访问捅了马蜂窝。”

    “什么意思？”

    “我在你楼下的大街上。”

    电话挂断了。加百列坐起身来，摸黑穿好了衣服。

    “谁啊？”基娅拉问道，声音里充满了睡意。

    加百列告诉了她。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他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基娅拉从毯子里伸出手，勾住了他的脖子。“小心点。”她轻声说，然后亲了亲他的脸颊。

    一会儿工夫，他已经坐在了雅科夫没上号牌的大众高尔夫里。车子穿过耶路撒冷，一直向西飞驰而去。雅科夫开得非常快，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风格：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拿着咖啡，还夹着香烟。迎面车辆的车前灯向他布满痘坑的脸投来不太友善的光亮。

    “他叫穆罕默德·亚维什，”雅科夫说，“是我们在巴勒斯坦政府里最重要的线人。他在总部工作，和阿拉法特非常近。”

    “谁联络的？”

    “亚维什几个小时前发来一个信号，说他有话想说。”

    “关于什么？”

    “当然是哈立德。”

    “他知道些什么？”

    “他不说。”

    “为什么要来找我？为什么他不和他的联络人直接说呢？”

    “我就是他的联络人，”雅科夫说，“但他要直接跟你谈。”

    他们来到了新城的西边。加百列的右侧就是沐浴在银色月光下的约旦河西岸，经验老到的人们称之为“沙巴克国”。在那片土地上，常规是行不通的——为了战胜阿拉伯恐怖分子，那些为数不多的公约在必要的时候都可以打破。雅科夫这样的人都是以色列安保部门的武士，是为了反恐工作进行一些肮脏工作的步兵。沙巴克的成员有权在毫无理由或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进行逮捕和搜查，可以随意命令店铺和销售炸药等物品的地方关门。他们的生活依赖两样东西：勇气和尼古丁。他们喝咖啡过量，而且很少睡觉。他们的妻子离开了；阿拉伯线人对他们又怕又恨。加百列虽然执行的都是国家最终极的任务，但依然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加入的是情报局，而不是沙巴克。

    沙巴克的做事方法有时和民主国家的原则截然相反。和“机构”一样，一些坊间流传的丑闻摧毁了它在国内外的名声。最早的还是臭名昭著的300路公车案件。1984年4月，300路公车正从特拉维夫开往南部的阿什凯隆城。汽车被四名巴勒斯坦人劫持，其中两名在军队营救过程中被杀，另外两名则被带到了附近的麦田中，再没有露过面。后来有报道称，那两名劫持者被沙巴克官员殴打致死，而且那些官员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一系列的丑闻接踵而来，每一条丑闻都揭露了沙巴克最残忍的手段：暴力、逼供、勒索和欺诈。沙巴克的辩护者则称，对嫌疑分子的审讯很难在咖啡桌前完成。虽然丑闻不断，但沙巴克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他们并不在乎能否在流血事件发生后抓住恐怖分子，他们要做的是防患于未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希望震慑住那些年轻的阿拉伯人，让他们不要走上暴力的道路。

    雅科夫突然刹住了车子，他们差点撞到前面那辆货车的尾巴。他对司机闪了闪车灯，又按响喇叭，货车移到了旁边的车道。雅科夫开过去的时候，加百列看到那辆车里有一对哈瑞迪教徒正在兴奋地聊着天，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雅科夫把小圆帽扔到加百列的腿上。那顶帽子比普通的要大一些，黑色背景上有个橙黄相间的图案。加百列明白这个设计的意义。

    “我们要穿过居民区了，我怕安全部门或哈马斯会在检查站把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