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在老城城墙附近的那位上校和阿里·沙姆龙并不相像。以色列的特别之处——阳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还有四周弥漫着的紧张空气——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的公民面貌，哪怕只隔一代，差距都很大。约拿坦·沙姆龙比他鼎鼎大名的父亲要高六英寸，长相英俊，也没有他父亲那种天生的警惕感——可能因为他在这里长大，而不是波兰。只有当这位上校从装甲吉普车上一跃而下，走到加百列面前，伸出他短刀一样的手时，加百列才能看到老沙姆龙的影子。他的步伐并不匆忙，当他有力地握了握加百列的手，又猛地拍了拍加百列的肩胛骨时，加百列感到像被希罗天安石砸到了一样。

    他们沿着9号公路出发了。那是东西耶路撒冷曾经的分界，拉马拉——巴勒斯坦政府名义上的基地，就在这里向北十英里之外。前方出现了一处检查站，过去就是格兰蒂亚难民营——一万多巴勒斯坦人被安置在几百间公寓里。右边有座小山，山前那片红顶的房子就是萨格特犹太区。山顶立着一尊巨大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像，雕像上面用阿拉伯语刻着“永远与你同在”。

    约拿坦用拇指指了指后座：“把它们穿上。”

    加百列转头看到一件高领防弹背心和一顶金属头盔。从国防军退役之后，他就再没有戴过头盔。这顶头盔太大了，挡住了他的眼睛。“现在你才像个真正的军人，”约拿坦说，然后又微笑着加了一句，“好吧，也没那么像。”

    一名步兵向他们挥了挥手，示意他们通过检查岗。看到约拿坦之后，他笑了：“嘿，约拿坦。”以色列国防军的等级观念和情报处一样，非常稀松，大家基本上都互称名字，敬礼更是闻所未闻。

    加百列透过头盔上的防弹视窗研究着检查站的另一边。有两名武装士兵正在要求人们脱下大衣，撩起衬衫，以确定他们没有在身上绑炸弹。女性也是一样，只不过会到一个隔断后面去检查，以避免被男性看到。检查站的另一端已经排起了一条几百码的长龙——根据加百列估算，排队的人至少要等上三到四个小时。自杀式袭击者为巴以边界的两边都带来了无限灾难，为此付出代价的其实是那些诚实的巴勒斯坦人——想在以色列找一份工作的工人，想卖掉农产品的农民，等等。

    加百列望着检查站前的隔离带。

    “你觉得怎么样？”约拿坦问。

    “显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

    “要我说，那是我们美丽土地上的丑陋伤疤，是我们的新哭墙，比之前的那堵要长得多，而且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两边的人都在哭，可是恐怕我们没别的选择。我们可以靠情报工作尽可能地减少自杀式袭击的发生，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制止他们。我们需要这条隔离带。”

    “但这不是我们建它的唯一原因。”

    “是啊，”约拿坦说，“它建成后，我们就可以转身离开，不再理会那些阿拉伯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恐惧。他们希望继续和我们这样对抗下去。这道墙可以让我们脱身，这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

    他们从1号公路转向60号高速公路。那是一条穿过灰蒙蒙的约旦河西岸、通向北方的黑色沥青丝带。加百列上一次去拉马拉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和现在一样，他戴着以色列国防军的头盔，坐在防弹车里。占领早期，这里还是相对安宁的——事实上，加百列每周最大的挑战，就是找车带他回到耶斯列谷的母亲家里。对于大部分西岸的阿拉伯人而言，约旦占领的结束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以色列人的到来振兴了经济，方便了用水用电，同时还普及了教育。曾经位居世界最高的新生婴儿死亡率急剧下降，而世界排名最低的识字率则快速上升。受到激进派伊斯兰教徒以及巴解组织的影响，西岸陷入了无边的硝烟之中，同时也让以色列国防军天天与扔石头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