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问题，”约拿坦说，然后向加百列挥了挥手，“替我向他问好。”

    一名巴勒斯坦治安官在大门的护栏前迎接了加百列。他穿着一套土灰色的制服，戴了顶平顶帽，左眼上蒙着黑色眼罩。他把门开了条缝，刚好够加百列进去，然后示意加百列往前走。他的手少了三根手指。进门后，又有两名穿着制服的人围了过来，野蛮地搜了他的身。那名独眼治安官则在一旁望着他们，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仿佛这一切都是为了取悦他而安排的。

    独眼治安官告诉加百列他是凯梅尔上校，然后带他走进了建筑群。加百列来过他们的总部，那还是英国委任统治时期的事，当时这里是一座英军城堡。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国防军从约旦人手里把它夺了过来，建成了占领时期的西岸指挥基地。加百列当兵时经常要到如今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总部来述职。

    阿拉法特的办公室位于总部北墙旁的一栋二层小楼里。这栋楼虽然损毁严重，不过依然屹立在所剩无几的残存楼宇之中。在大厅里，加百列又被搜查了一次。这次的搜查者是一名穿着平民服装、留着长胡子的大个子，胸前挂了一杆冲锋枪。

    彻底搜查之后，大个子朝凯梅尔上校点了点头，后者便带着加百列走上一条窄楼梯。楼梯顶部有一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仅靠两条椅子腿勉强支撑平衡，上面坐着另一个保安员。他冷冷地看了加百列一眼，然后抬手敲了敲身后的木门。里面一个凶巴巴的声音传来：“进来。”凯梅尔上校拧了一下门把手，带着加百列走了进去。

    这间办公室不比他在扫罗王大道的那间大多少，里面摆了一张不大不小的书桌和一张行军床。白色的枕头上放了一本皮面的，窗户上遮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书桌上有一盏台灯——那是房间里唯一的光源，灯下是一叠文件。墙上的阴影里挂着一排相框，里面都是巴勒斯坦的领袖和名人的合影，包括那位默认了他的小国家的美国总统——那个在戴维营遭遇阿拉法特背后一刀，以至于和平谈判最终破裂的美国总统。

    书桌后的阿拉法特看上去像个鬼魂，一脸病容，穿着硬邦邦的制服，围着黑白格的阿拉伯头巾。和往常一样，围巾围过他的右肩，在制服前打了个结，让它看上去就像巴勒斯坦的领土形状——加百列注意到，那其实是阿拉法特眼中的巴勒斯坦，因为它的形状其实像是以色列的版图。他用手示意加百列坐下，双手抖得很厉害。然后他问加百列想不想喝茶，说话时突出的下唇也同样颤巍巍的。加百列对阿拉伯的习俗很了解，拒绝意味着错误的开始，因此他接受了对方的好意。看着阿拉法特命令凯梅尔去倒茶，他心里有些暗爽。

    这是他们第一次沉默地在这张小桌前相视而坐。上次会面的阴影依然还在，那是在曼哈顿公寓的书房里。塔里克·阿尔·胡拉尼——也就是那个在维也纳给加百列的车底安装炸弹的人——试图谋杀阿拉法特，因为他“背叛”了巴勒斯坦人民。塔里克在逃走之前开枪打中了加百列的胸膛，那次枪伤差点儿要了他的命。

    多年后，坐在阿拉法特面前，加百列的胸口第一次感到疼痛。除了沙姆龙之外，没有一个人像阿拉法特这样对加百列的生活造成了如此深重的影响。三十年来，他们一直在同一条鲜血汇成的河流中潜泳。加百列杀掉了阿拉法特最信任的臂膀；阿拉法特则在维也纳发起了对加百列的报复行动。但莉亚和丹尼是他的真正目标吗？十三年来，加百列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阿拉法特当然知道答案，这也是加百列答应沙姆龙来拉马拉的原因。

    “沙姆龙说你有重要的事要和我讨论，”阿拉法特说，“我同意见你是对他的礼貌。我们是同龄人，沙姆龙和我。历史把我们抛到了这片土地上，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战斗了这么久；有时候我赢，有时候他赢。现在我们都老了，我希望在死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