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跟着。我只有在他们“陪同”下，胡乱地走了一圈，又回到招待所屋里；干坐了一会儿，从书箱里随手挑出本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摒却了一切烦恼，清静了六根，刚读了两页，便昏昏欲睡了。

    也许是睡着了，也许并没有睡着，只是有些忘我而已，恍惚间，我又一次听到了敲门声。但这一回，我却懒得动，懒得去开门了。我料想还是那两个狗屁孩子，无事闲的又来“查房”哩。但那敲门声却顽固，而且极轻微，像一只可怜的小猫，在冻僵前，用小爪子不断地挠着门板，乞求着能允许它进屋来讨一点温暖。我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折起一点上身，侧耳听去，那轻微搔挠门板的声音是确实的，清晰的。我嚷了一声：“谁？”那声音消失了。再等了一会儿，声音又起。如此地有节制，顽强，又显得犹豫，带着几分歉意。我感觉不像是那两个狗屁男孩了。而且这一回听真切了，那人敲的不是门，而是我这屋的后窗。有人敲我的窗户子？啥事？我心里一紧，便赶紧起来去打开那扇窗。还真叫我吃了一大惊，窗外站着的竟然又是……马……马桂花……

    “你……你……啥事？”我干干地咽了口唾沫，赶紧裹紧了大衣衣襟，瞪大了眼睛傻问。

    “嘘……别吱声……”她站在屋檐下的黑暗中，忙低声请求；而后，没容我同意，就自作主张，一纵身蹿进屋。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打算让她进我屋。我也还没有从那一点残留的睡意中挣扎出来，一时间还没法判定，这种时候，用这种方法接待她，对于我，到底是件好事呢，还是一件坏事。从父亲血管里继承的谨慎，和从几年机关工作的历练中获取的多疑，都让我在最初的几分钟里，一直在警觉地打量着突然又出现在我面前的她。

    “对不住……打……打……打扰您了……”她显得异常紧张，浑身上下抖得厉害，双手一直紧抓住那件灰色皮大衣的胸襟，脸色一会儿胀得通红，一会儿又变得青白，好像特别惧怕我会扑过去撕扯她的衣服，会对她做出怎样一番粗暴无礼的举止似的。

    “有事吗？”我渐渐清醒，问。

    “对不住……我……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她一边说，一边却本能地透过前窗，向那两个男队员住的小屋探视了一下。她当然不希望有人窥知，都这么晚了，她居然还独自一人来找我。

    “什么事？说吧。”我拿起炉钩子煤铲子，把炉子拾掇了一遍，然后点着支烟，找了个离她尽可能远的位置坐下。我刚进机关那会儿，协理员大叔就曾“谆谆教导”我说，以后下乡住点，晚上切忌单独找妇女同志谈话，迫不得已了，也要开着门谈。但按今天这情况，门外是零下一二十摄氏度的低温，我要是开着门，不出二十分钟，我俩都要冻成冰条条子了。所以，惟一的办法是，离她远一点，把衣服都穿整齐了。这样，即便有谁突然撞进门来，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会”。“重任在肩”，我还得谨慎从事为妙。

    “能到我家去一下吗？”她哆嗦着说道。

    “去你家，干吗？”我立即紧张起来，立即拧起眉毛，用极严厉的口气责问。

    “有人要见您……”她脸色灰白，急急地说。

    “谁？”

    “一个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哪儿的退伍军人？”

    “就是那一百五十个退伍军人中的一个。”

    “他们不是全被高场长和韩起科带走了吗？”

    “他……他是逃出来的……”

    “逃出来了？他从队伍里逃出来了？为什么？”我的心一紧，但又暗喜，直觉告诉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退伍军人“逃”了出来，而且主动地来找我，今晚即便打不成电话，我也不至于“毫无作为”了，就赶紧追问。

    “他想找上头来的人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