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坐不下来，直在屋子里转圈打磨。我责备自己，昨晚怎么就睡得那么死。偏偏在最需要我醒着的时候，却偏偏睡死了。看来退伍军人们是忍无可忍了，在做最后一搏了。他们会怎么个“搏”法呢？会不会“搏”出什么更大的乱子来呢？事情又发生在我到达冈古拉以后，如果我对此毫无作为，听之任之的话，我这个人的形象就会在各级领导面前受到极大的伤害。必须做点什么。必须让上边知道这个最新动态。可是，怎么才能让上边知道这个最新动态呢？离开三五零八前，我向宋振和请示过，鉴于冈古拉一共只有两部可以直拨外线的电话，以后怎么跟他们保持联络，才能尽快把获取到的重要情况传递出来，肯定会是个大难题。请他给我一个联络的方法和渠道。宋振和却只答复说，到时候他会安排人主动来跟我联络的，让我沉着应对，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可轻举妄动。

    什么叫“万不得已”？怎么才算“轻举妄动”？这些当领导的，只会做原则指示，说那种大而无当、似是而非的狗屁话。一到关键时刻，一句也用不上。说了等于没说。

    我想知道，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做？

    哦，冷静，顾卓群同志，关键时刻千万要冷静。

    高福海和韩起科这会儿都不在场部。这应该是个机会。我可以“溜进”高福海的办公室，打开那个小木匣，取出那部可以打外线的电话机，把刚发生的事报告出去。至于匣盖上的那把锁，我还是有办法对付的。我的这双手和我这个长得不算太大的脑袋瓜，从小就以灵巧出名。上初中时，就协助物理化学老师，“土法上马”，“白手起家”，做了不少实验器材和教具。进了镇政府机关，广播站的那两台破扩大器，就全指着我在维持它们的“生命”。我每年还要在省地以上的报纸上发表十五到二十篇有关哈拉努里的新闻、通讯和同样多的新闻照片。张书记曾在全机关干部大会上一点都不夸张地表彰我道，自从小顾到了机关以后，哈拉努里地区才开始在上级领导跟前露脸。我们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辛苦才没白辛苦。我自制暗房，建立了冲、印、放大一整套的设备。我自己动手修好了扔在宣教室仓库角落里的那台单镜头蔡斯相机和双镜头海鸥相机。每回召开哈拉努里地区临时党委扩大会议，都由我为领导起草开幕词和最重要的“总结报告”。那个总结报告，我都是直接写在蜡纸上的。也就是说，只要张书记和宋镇长大概给我一个思路，我压根儿都不用打草稿，就把蜡纸往钢板上一铺，手执铁笔，滋啦滋啦，直接就边写，边付印。一晚上轻轻松松搞它个一万五六千字，而且字字都是标准的仿宋体，赶明天开大会前，准时把装订整齐的总结报告稿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上，把张书记高兴得连声叫嚷：“这小子就是能体现领导底意图咧。赶紧，让协理员通知小食堂，给做一锅揪片子，往里卧两个溏心底鸡子，莫忘了再给剜上勺香油，撒上把葱花。叫他好好底喝了，赶紧到会上去给我做记录咧。”那时候，机关家属院里经常发生门锁打不开的事，便叫我去救急。所以，不客气地说，对付那种老式的弹簧弹珠锁，我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这么做，当然不会没有一点儿风险。但此时我已顾不得那些了。我稍稍犹豫了一下后，决定冒险，便悄悄往外走去。我知道那两个男队员并没有应我所说的“回家休息”。真正“回家”的，只是马桂花。据说她家里出了点儿事，催她回去。而那两个男队员则在月洞门旁，找了间小屋子住下了，仍在守望我。我踩着墙根前的积雪，悄悄四处探查了一圈。这院子，除了那个月洞门，还真的再没第二个出入口了。我于是熄了灯，在屋里等着，等那小屋的窗户里也熄了灯光，估计两个狗屁孩子睡下了，便赶紧向外走去。却不料，刚走出月洞门，就听到身后有人紧跟了上来。回头一看，还是那两个狗屁孩子。我谎说睡不着，想出去走走。他俩怎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