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包括伪吉林省东部（即吉林地区），都是抗联第1军活动的区域。各“讨伐”区都以日本独立守备队某大队为首，指挥伪军、伪警察队等兵力，分别以东北抗联第1路军在该地区活动的部队为主要目标进行疯狂“讨伐”。在“讨伐”中采取分兵包围、轮番扫荡、来回拉网、尾追到底的战术，逼迫抗日武装与之频繁交战，不得休整，妄图把抗联第1路军等各部队分割吃掉。

    这次“三省联合大讨伐”原来计划分为3个阶段。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为第一阶段，“讨伐”的重点为伪通化省各县和伪吉林省的桦甸县。主要目标是东北抗联第1路军司令部、警卫旅及第1方面军。1940年4月至9月为第二阶段，日伪军进行了“春夏季讨伐”，“讨伐”的重点分别为伪间岛省的安图、和龙、汪清，伪牡丹江省的宁安、东宁，伪吉林省的舒兰、伪滨江省的五常等地，主要目标分别为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2方面军、总司令部、警卫旅和第3方面军。1940年9月至1941年3月为第三阶段，在第一、二阶段“讨伐”的基础上，积极追击抗联1路军3个方面军剩余部队，破坏其越冬准备工作，以分区“讨伐”消灭抗日部队，巩固地区治安。

    除了疯狂的军事“讨伐”之外，日伪还在这次“三省联合大讨伐”期间，在“讨伐”地区加紧进行一系列所谓“治本”和“思想工作”，实施一系列反动政策和措施。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紧推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一是进一步强化保甲连坐制度，如发现一人“通匪”，则全家斩首，邻里之人也均要被处以罚金。为了鼓励邻里之间互相监视，又规定如果事先告发与抗日联军有联系的人，则可以减免罚金。二是进一步强化“集团部落”政策，继续在伪通化、吉林、间岛等省增建“集团部落”，加强其防卫设施。此外，日伪还于1939年6月，由伪治安部派出50余名指纹管理技术人员到“讨伐”地区，协助办理发放按有指纹的居民证，以便在“讨伐”中随时检查民众，防止抗日武装人员藏匿在民众之中。

    第二，对抗日联军加紧经济封锁，断绝粮道。日伪除在全伪满对粮食供应实行统制，不准交易外，在“讨伐”区内，还对粮食与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配给制，每次配给居民的粮食等物，仅够居民用两三天的，以此来防止抗联人员从民众中得到粮食和生活用品。1939年和1940年两年间，每年从8月中旬至10月初，都强迫“讨伐”区的农民不等庄稼成熟就提前收割，然后把收割完的庄稼，集中运到指定地点由军警看守，以防止粮食流入到抗联人员手中。

    第三，加紧整修警备道路、警备通信设施。在一年半大“讨伐”期间，日伪当局在伪通化、吉林、间岛三省新增修警备道路20余条，其中伪吉林省修筑了十余条，新修警备道路70公里，补修警备道路260公里，新架警备电话线100公里，修理电线500公里。伪通化省延长警备道路312公里。

    第四，不准民众在铁路、公路两旁种植高粱等作物，不准农民在山坡谷地开荒种地。还砍伐掉铁路、公路两侧50米以内的树木。如在伪吉林省，砍伐道路两侧50米以内的树木即达200公里。同时铁路警护队加紧在铁路沿线和火车上对旅客及行人进行盘查。

    第五，烧毁抗联部队栖身的山寨、房屋。据资料记载，自1939年10月至1940年末，日伪军警在“三省联合大讨伐”中，共捣毁山寨2085个。1939年10月至1940年4月，伪吉林省“讨伐”队在敦化、桦甸、蛟河、安图、漾江等5县共烧毁山间房屋230栋。

    第六，利用宪兵工作班、警察特搜班等组织，在“讨伐”区域大肆搜集情报，进行诱降活动。其诱降方法除直接对抗联人员进行政治诱降、思想瓦解外，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