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可以继续这样飘荡下去，想象自己身在某种无产阶级叙事诗的情境中。不过有两点让我无法如愿。第一是管理阶层。我拖延到现在还不仔细谈这个主题的原因是，一想到这些日子我是怎么在一些男人（后来则是女人）的监视下过活，还是让我觉得非常难受。他们之所以监视我，是为了找出我有没有偷懒、偷窃、滥用药物或从事更糟的行为。我并不是说，在这类低薪工作场所里，经理（特别是副经理）就是低薪劳工阶级的敌人。在餐厅业界，这些人先前大都是厨师，如今也还有能力在紧急时刻进厨房代打一下。在旅馆业界，这些人可能以前是侍者，现在的周薪也只有400美元。但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跨到另一边去了，说得更残酷一点，是到了与人性对立的企业那边去了。厨师们想做出美味的餐点，服务生们想殷勤有礼地款待客人，但经理在餐厅里的存在目的却只有一个：确保某个理论上存在的东西能赚钱，那个东西就是企业。这种所谓的企业就算真的实际存在，也远在芝加哥或纽约等遥不可及的地方。盖儿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后，伤感地告诉我，几年前她就发誓再也不要为任何企业工作：“他们分秒都不会让你休息。你付出多少，他们就拿走多少。”

    经理们可以坐下来（坐多久随他们的意），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在确保没有其他人能这么做，就算根本没有事情可忙的时候也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服务生来说，餐厅空闲的时刻可能跟忙碌的时候一样累人。你会开始硬找出些杂活儿来做，因为若当班的经理看到你有一刻闲着，就会故意丢给你一些糟糕好几倍的事做。所以我擦擦抹抹，清洁打扫，把番茄酱的瓶子并拢，再次检查起司蛋糕的存量，我甚至还会去巡查桌子，确定顾客意见表全都直挺挺地站在原位。我心里总是一面想着，不知道这些像在表演的行为到底燃烧掉我多少卡路里。在最无计可施的时候，我甚至会把甜点从玻璃展示柜中拿出来，帮它们重新挤上鲜奶油，放上闪亮的黑樱桃。任何能让我看起来忙碌的事情都好。有天下午，餐厅实在空得要命，斯图发现我在瞄一份客人留下的《美国日报》，他立刻指派我用一个损坏的吸尘器把整个餐厅地板吸一遍。那个吸尘器的把手只剩下0.6米长，若不想为了吸那块地板而把自己的腰弄断，唯一的方法只有跪在地上，一次吸一小片地方。

    在炉边上班的第一个星期五晚上，有一场所有餐厅员工都不得缺席的会议，我也参加了，满心期待能听到我们的行销策略和定位（带点热带风情的俄亥俄料理？）。但在会议里，根本没有“我们”的存在。菲利普是这里位阶最高的经理（除了总部偶尔派来某个更高阶顾问的时候），他用一声冷笑开场：“你们的休息室简直恶心到家。烟灰缸里塞满烟屁股，报纸四处乱丢，到处都是饼干屑。”他所说的那个休息室，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它同时是整座旅馆的打卡室。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袋子和便服全塞在那里，半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也只能在那里度过。他接着告诉我们，拥有休息室并不是我们的权利，餐厅随时可以撤掉它。而且我们也应该要知道，他们随时可能搜查休息室的置物柜跟里面的东西。接下来的议题是“闲言闲语”，一直有闲言闲语传来传去，而这种闲言闲语（意思似乎是指员工私下谈论的话）必须被制止。从今天开始，员工下班后都不准在餐厅吃饭，因为“其他服务员会聚集过来，开始闲言闲语”。当菲利普终于讲完谴责我们的“议程”之后，琼举手发言，对女厕的糟糕状况表示不满，我也趁机对吸尘器表示几点意见。可是没有其他服务员表示任何支持，她们都退入自己个人的怯懦中。我的行为模范盖儿，她悲哀地瞪着自己鼻子前方15厘米的地方。最后，其中一个厨师安迪终于站起来，喃喃地骂着自己竟然为了这个天大的烂会议放假还跑来餐厅，而后会议就这么结束了。

    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