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天之后，我们突然在下午3:30被召唤到厨房里，即便当时餐厅里还有客人在用餐。我们10个人在菲利普周围站成一圈，他板着脸宣布，据报夜班有人在从事“药物活动”。现在我们要打造一个无药物的工作场所，意思是，所有新进人员都必须经过检测，现任工作人员也都要随机抽检。我很庆幸我站的地方很暗，因为我发现自己整个脸红到仿佛是我被抓到在女厕里抽大麻。打从初中以来，我就再没受过这种待遇：被命令到走廊上排队站好，被人威胁要搜查置物柜，指着鼻子毫无根据地谩骂。回到餐厅外场后，琼讽刺地说：“再来他们就要命令我们不准跟人上床了。”当我问斯图，他们怎么天外飞来一笔要做这种镇压举动，他含糊地说是“管理上的决定”，接着就趁机申斥盖儿和我给客人太多面包卷。从今天开始，一个客人只能给一个面包卷，而且点晚餐才附，点沙拉不行。他也对厨师们胡乱开骂，激得连安迪都从厨房里走出来，以一种工作配备切肉刀的人特有的沉着语气说：“斯图今天不想活了吗？”

    那天稍晚，闲言闲语的内容朝一个方向明朗化：斯图自己就是那个吸毒犯，他用餐厅电话订大麻，再叫一个夜班女服务生帮他拿货。结果那名女服务生被抓到，也许抖出了斯图，至少她说的话足以让他显得有嫌疑，所以他今天才会发飙到处乱骂人。谁晓得？就我个人来说，斯图被指控做了什么坏事我都会相信。他在餐厅根本毫无用处，而且对于我跟他都身为白人这点做太多联想。有一晚他悄悄凑上来，跟我讲一些针对海地移民的本土主义言论：“我觉得自己才是这里的外国人，他们简直快占领这个国家了。”那天更晚的时候，吸毒事件演变成一场笑话。在后来的晚班时间里，打杂的年轻人莱昂内尔一直站在斯图后面，装作陶陶然地吸着一支想象中的大麻烟，逗得我们乐不可支。

    除了这类毫无鼓励支持可言的管理方式之外，另一个大问题是，这个工作根本就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从旁观者的立场，你也许可以假设这些年复一年赚时薪6到10美元的人，其实能发现某些中产阶级们所不知道的生存策略。但答案是没有。要让我的同事们开口谈自己的生活状况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生活中的最大乱源，几乎都是住的问题。他们每次来上班，第一件跟你说的事情就是这个。一周之后，我已经完成以下的调查结果：

    盖儿在市中心一家知名廉价旅馆跟人共租一个房间，每周租金250美元。她的室友原本是一名男性朋友，最近却开始想搭上她，弄得她快疯了。可是她一个人根本负担不起一个房间的租金。

    海地籍厨师克劳德。他所租的一套两室公寓里，塞了他和他的女友以及其他两名毫无关系的人。他几乎是绝望得想逃离那里。我猜其他海地籍男性也住在类似的拥挤环境里。

    20岁的服务生安妮特。怀孕6个月的她，被男朋友抛弃，目前跟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是邮局办事员。

    早餐时段的服务生玛丽安。她跟男友每周付170美元租一间单人用拖车屋。

    比利时薪10美元，是我们之中最富裕的。他住在自己买的拖车屋里，每个月只要付400美元的停车场地费。

    另外一名白人厨师安迪，他住在一艘停在岸上修理的船里。那艘船是他的，但从他对它的种种赞美来判断，我想那艘船不可能超过6.1米长。有一次他告诉我，等船修好，他想邀我乘船出游，不过接下来他就开始问我的婚姻状态，所以我没再跟他继续讲这个话题。

    蒂娜是另一名服务生，她和丈夫付一晚60美元的租金住在白日旅馆。原因是他们没有车子，而白日旅馆位于能走路抵达炉边的距离内。当玛丽安被发现她在分租单人用拖车屋时（这点违反拖车公园的规则），就被赶了出来，于是她只得离开男友，搬进来跟蒂娜夫妇一起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