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也许一星期，他便能恢复体力。万一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他恐怕也只能靠自己，也就是说他必须从将他团团围住的警察眼前消失不见。他将需要一个藏身处、一本护照和一点现金。这些托玛森都能提供。但首先他得强健起来才能逃亡。

    凌晨一点，夜班护士进来探了探，他假装睡着。当她关上门后，他费力地坐起身来，两脚垂在床边，静静坐了一会儿，测试自己的平衡感。接着小心地将左脚放到地上，幸好斧头砍中的是已经残废的右脚。他从床边的柜子取出假肢，装到截肢了的脚上，然后站起来，先将全身重量放在完好的一脚，再试着以右脚站立。转移重心时，右脚立刻感到一阵刺痛。

    他咬紧牙根，往前迈了一步。他需要拐杖，也知道医院很快就会提供给他。他倚着墙壁，一跛一跛走到门边，花了几分钟时间，而且每走一步就得停下来缓和疼痛。

    他以单脚支撑着，将房门打开一条缝往走廊上窥视，一个人影也没有，于是他把头再往外探一点。这时听到左边有微弱的说话声，转头一看，只见走廊另一头约二十米处的护理站内有一群夜班护士。

    他转头向右，看见了另一端的出口。

    当天稍早他询问过莎兰德的状况，他毕竟是她父亲。护士们显然已接到指示，不得讨论其他病人病情。有一名护士虽只是用平淡的口气说她状况稳定，却仍下意识地瞥了左边一眼。

    莎兰德就在他的房间和出口之间的某间病房内。

    他小心地关上门，跛行回床，脱下假肢。终于钻入被窝时已是汗水淋漓。

    霍姆柏巡官在星期日午餐时间回到斯德哥尔摩，人又饿又累。他搭地铁到市政府站，步行前往柏尔街的警察总局，来到包柏蓝斯基巡官的办公室。茉迪与安德森已经到了。包柏蓝斯基在星期日召集他们开会，因为他知道负责初步调查的埃克斯壮正在其他地方忙着。

    “谢谢你们能来。”包柏蓝斯基说道：“我想我们也该安安静静地讨论，试着理出一点头绪来。霍姆柏，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在电话上都说了。札拉千科丝毫不肯松口，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没什么好说。只不过——”

    “什么？”

    “茉迪说得没错，他是我见过最卑鄙的人之一。听起来可能很蠢，警察不应该用这种字眼思考，不过他那狡猾的表面底下真的有种很可怕的东西。”

    “好。”包柏蓝斯基清清喉咙。“我们有何进展？茉迪？”

    她无力地笑笑。

    “这一回合私家侦探获胜。我在公家档案中完全找不到札拉千科的名字，倒是有一个卡尔·阿克索·波汀，好像是一九四二年出生在乌德瓦拉。父母亲乔治和玛丽安·波汀，死于一九四六年一场车祸。卡尔·阿克索·波汀由住在挪威的叔叔抚养长大，所以直到他在七十年代搬回瑞典之前都没有他的记录。布隆维斯特说他是从苏联叛逃的GRU情报人员，这点似乎无法证实，但我倾向于相信他。”

    “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地他被赋予了假身份。这肯定经过有关单位的同意。”

    “你是说国安局的秘密警察？”

    “那是布隆维斯特说的，但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做的。这说法成立的前提是，他的出生证明与其他不少文件都是造假，然后偷偷塞进公家档案库。我不敢评论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很可能得看是谁作的决定。但要让这些合法，作决定的肯定是相当高级别的人。”

    四名刑警思索着此话中的含意，办公室内一片沉寂。

    “好吧。”包柏蓝斯基说道：“我们只是四个笨警察。如果这案子涉及政府官员，我不打算讯问他们。”

    “嗯。”安德森也说：“这可能导致宪政危机。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