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我就在他的身边，而纽约远隔千里，然而却是纽约城牵挂着他的心。对此我并不太痛苦，可他那副快乐的劲头不禁使我黯然神伤。难道他一点儿也不留恋我们耳鬓厮磨的时光？往事历历在目，类似的情况经历得太多了，我真担心他已经对我感到厌倦；也有可能他对这种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纽约天气炎热。滂沱的夜雨结束了。一大早，天就开始燃烧。刘易斯早早离开了旅馆，我独自在排风扇的轰鸣声中昏睡。我读了点东西，洗了几次淋浴，写了几封信。到了6时，我稍事打扮，便等待着刘易斯。他在7点半钟回到旅馆，一副兴奋的样子。

    “我又遇见了费尔顿！”他对我说。

    这个费尔顿，他跟我谈了不少，此人夜里当击鼓手，白天开出租汽车，整天整夜吸毒；他妻子干街头拉客的营生，和他一起吸毒。由于严重的健康原因，他们夫妇俩离开了芝加哥，刘易斯不知道他们的确切地址。跟他的经纪人和出版商谈毕后，他便开始寻找他们的踪迹，几经周折，终于在电话里与费尔顿接上了头。

    “他在等着我们。”刘易斯说，“他要领我们去看看纽约城。”

    我更喜欢与刘易斯独自消受夜晚，可还是激动地说：“见识见识纽约城，我挺高兴的。”

    “以后他还会带我们去许多没有他便无法发现的地方。那些地方，您的那些精神分析专家朋友肯定没有给您展现过！”刘易斯快活地说。

    外面，天气潮湿闷热。在费尔顿的那间小顶楼上就热上加热了。费尔顿身材高大，但脸色苍白，他使劲摇晃着刘易斯的双手，笑得很开心。实际上，他并没有让我们领略纽约城的多少东西。他妻子把两个小伙子领到了家中，还带了许多罐啤酒。他们一罐接着一罐地喝着酒，一边议论着一些我素不相识的人物，这些人有的刚刚被投入监狱，有的不久就要出狱，有的正在四处寻找上下打点的办法，有的已经找到后门。他们还谈论贩卖毒品以及在本地警察身上需要花多少钱等一些事情。刘易斯听得十分开心。接着我们去第三大道的一家小酒店吃了猪排，然后他们又继续长时间地谈天说地。我实在厌倦，感到十分沮丧。

    后来几天，我的心境一直不好。有一点我绝没有看错，一到纽约城，刘易斯便感到了几分失望。他不喜欢这儿的人们强迫他接受的生活方式，讨厌那些时髦的社交活动和宣传广告。他毫无兴趣地去参加午宴、晚会、鸡尾酒会，回来时更是闷闷不乐。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刘易斯有气无力地建议我陪他参加活动，可今年，毫无结果的相聚我并不感兴趣，甚至连与旧友重逢也不乐意。我独自漫步街头，心里很不踏实；天气酷热，脚下的柏油在融化，我不一会儿便浑身是汗，为刘易斯而感到烦闷。最糟糕的是当我们相聚时，也提不起快乐劲来。刘易斯讨厌说那些令人厌倦的聚会活动，而我又没有任何东西可谈。于是俩人便去影院，还看了一场拳击比赛和一场棒球比赛，而且费尔顿也经常陪我们一起前往。

    “您对费尔顿没有多少好感，是吗？”有一天刘易斯问我。

    “主要是我对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对我也一样。”我说道，两只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刘易斯：“您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不是扒手就是吸毒者，要么就是拉皮条的？”

    刘易斯一耸肩膀：“我觉得他们一个比一个有趣。”

    “您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吸毒的欲望？”

    “噢！没有！”他匆忙说，“您很清楚，对所有危险的东西我都喜欢，可敬而远之。”

    他是在打趣，可说的是实话。凡是有危险的、无节制的或不合乎常理的东西都让他着迷；可他却打定主意不冒险、有节制、合情合理地生活。正是这一矛盾常常使他焦虑不安、犹犹豫豫。他对我的态度中莫非也有这种矛盾的表现？我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