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吗？”

    “他们并不恨你。”

    她突然站了起来，向壁炉走去，捡起一包衣服：闪光丝裙、灰色交织呢西服全部成了皱巴巴的破布。

    “我马上分掉这些衣服。”她说，“我们一起下楼去。”

    “太迟了。”罗贝尔说。

    “流浪汉咖啡店很晚才关门。”

    她朝肩头披上外套。怎么阻止她下楼呢？我与罗贝尔交换了一下眼色，她无疑使罗贝尔大为吃惊。“对，是场闹剧。”她声音疲惫地说，“如今我自己模仿起自己来了。”她脱掉大衣，放在一把椅子上：“这也是一场闹剧：我刚才看见我脱大衣的样子了。”她紧捏拳头，直打自己的双眼：“我总是不断看见自己！”

    我去倒了一杯水，往水里溶解了一片药：“喝了吧。”我说，“好好睡一觉！”

    波尔的目光在摇晃，她瘫倒在我的怀里：“我病了！我病得太重了！”

    “对。可你得去看病，你会好的。”我说。

    “给我看看病吧，必须给我看看。”

    她浑身战栗，泪流满面，全身热得厉害，汗涔涔的，我仿佛觉得她时刻就会整个儿化成一摊黑得像她两只黑眼珠似的黑油。

    “明天我带你上一家医院去。”我说，“现在先喝水。”

    她接过杯子：

    “喝了能睡着吗？”

    “肯定。”

    她一口饮尽。

    “现在上楼睡觉去吧。”

    “我上楼去。”她顺从地说。

    我陪她一起上楼，趁她去卫生间的当儿，我打开了那只拉链小包，包底里果然有那只灰蓝色的小瓶子，我把它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第二天早上，波尔乖乖地跟着我上了诊所，马德吕斯向我保证她一定会康复：只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情。她定会康复的；可我一到了街头，我便焦虑不安地自问：他们到底会医治好她什么呢？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噢！一般说来，这很容易想象。如会像我，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一个等待着死亡，再也不知道为何而活着的女人。

    5月终于来到了。等到了芝加哥那边，我就会变成一位既有人爱，又处在热恋中的女子；可在我看来，这并不怎么现实。当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对这一切仍然还不相信。我乘坐的是一架从雅典起飞的旧飞机，飞得很低，机上挤满了企图去美国发财的希腊商贩。我不知自己此行寻觅的是什么，我的心间没有一个活的形象，我的体内没有一丝欲望，刘易斯等待的决不是这么一位戴手套的冷冰冰的女游客。没有谁在等我。“我早就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当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调头时，我心里暗暗在想。一只发动机出了故障，我们重又返回香农机场。我在峡湾的一个度假村呆了两天，度假村徒有虚名，房子简陋矮小。晚上我一个劲地饮爱尔兰威士忌，白天独自漫步乡野，野外灰绿一片，凄凉无比。当飞机在亚速尔降落时，一只轮子又爆炸了，我们全被塞进了一座饰着提花装饰布的大厅，等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过了甘德，飞机又碰上了暴风雨，为了摆脱雷雨，飞机朝新苏格兰方向飞去。我自感到将吃着冰冷的鸡肉，永远围着地球旋转了却自己的残生。我们越过了一个灰暗的水潭，水潭被灯塔的灯光一扫而过，飞机又降落了；又是机场，大厅。对，我脑中充斥着轰鸣声，脚下拖着一只蓝箱子，注定要从一个机场辗转到另一个机场，永无休止地流浪下去。

    突然，我一眼瞥见了他，刘易斯。我们说好他在家里等我的，可他站在那儿，挤在两眼盯着海关出口的人群之中；他衬着硬领，戴着金丝眼镜，一副古怪的模样；可最为奇怪的是我明明看见了他，却毫无感觉。整整一年的等待，深深的思念和悔恨，还有这次漫长的旅行：莫非到头来我将要明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