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类似的特殊情况有千百个。不。”他说道，“要么就说真话，要么就干脆不说。如果没有横下一条心，永远都说真话，那就不要掺和进去，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我打量着罗贝尔：“您知道我有什么看法吗？您还继续认为应该对苏联的集中营保持沉默，可您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您和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们都不喜欢牺牲什么，这只会造成我们悔恨。可正是为了惩罚您自己，您才放弃写作。”

    罗贝尔微微一笑：“应该说通过牺牲某些东西——大体上，就是你说的我的知识分子职责——我才意识到这些东西纯粹是虚的。你还记得1944年的圣诞节前夜吗？”他问道，“当时就有人说也许将出现文学丧失其权利的时刻。那么，我们现在就处于这种时刻！不是因为缺少读者，而是我可以提供给他们的书要么有害，要么毫无意义。”

    我犹豫不决地说：“这里面有一点站不住脚。”

    “什么？”

    “如果在您看来古老的价值观念真的那么毫无用处，那您就会跟共产党人一起走。”

    罗贝尔点点头：“你言之有理，是有一点站不住脚。我这就跟你说为什么：我太老了。”

    “您的年纪与这又有什么相干？”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所珍惜的许多东西都已不合时宜，我不得不去接受一个与我所想象的迥然不同的未来，只是我已经无法改变自己。于是在这个未来之中我便看不到自己的位置。”

    “换言之，您希望共产主义获胜，而同时心里又清楚您无法在共产主义的世界中生活？”

    “差不多是这样。我以后再跟你细谈。”他又补充一句，“我在这一方面要写一写，将作为我这部书的结论。”

    “那等这部书写完之后，您准备干什么？”我问道。

    “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有二十五亿的人不写作呢。”

    我不愿过分担惊受怕。罗贝尔不得不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失败承担责任，他眼下正处于危机之中，以后还会转变的。但是，我承认我不喜欢他这种想法：大家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是为了活着而吃饭，还是为了吃饭而活着，这个噩梦始终缠绕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如果不得已到了这个地步，那还不如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但是我猜想大家也都想过这种事：立即打开煤气死了算了，可谁也没有去开。

    我感到相当沮丧，继后的日子里没有一点儿心思去见任何人。一天早晨，有个送货员忽然给我送来了一大束红玫瑰，我感到十分惊奇。玫瑰花包着透明纸，别着别针，上面夹着波尔的一封短信：

    “好了！误会消除了！我感到幸福，给你送上玫瑰花。今天下午来我家。”

    我对罗贝尔说道：“情况并没有好转。”

    “没有任何误会吧？”

    “没有。”

    他又重复了一遍跟我说过多次的话：

    “你该送她去马德吕斯诊所看看。”

    “要让她下决心去可不容易。”

    我不是她的医生，可我再也不是她的朋友。我唇边挂着谎言，一步步登上她家的楼梯，双眼中潜藏着职业的目光。敲门时，我扮出一个笑脸，可在我看来，这种笑脸像是一种背叛。没想到波尔迎接我时竟出乎意料地亲热，她亲了我，为此我为自己的举动感到更加惭愧。她穿着一件式样已经过时的长裙，在挽起的头发和胸口上分别别着一朵玫瑰。整个房间都摆满了鲜花。

    “你来了真好！”波尔说，“你始终都这么好，我可真担当不起。我待你很不客气，我当时是实在控制不了自己。”她以抱歉的口吻补充道。

    “我应该感激你，你给我送去了那么华美的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