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亨利说，“那集中营呢？他不感到有害吗？他是怎么看集中营的？”

    樊尚微微一笑：“他认为这不存在，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机构，认为这会自行消灭。”

    “我明白了。”亨利说。

    人们显然不爱向自己提出问题。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制度。共产党报纸甚至对这种机构大唱赞歌，称其为惩戒性劳动改造营；反斯大林分子则把这一事件看作一个重新激起已经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的借口。

    “又是一些贺电！”萨玛泽尔把电报往亨利的办公桌上一扔说道，“可以说我们已经激起了舆论。”他满脸喜色地补充道，“斯克利亚西纳在会客室等着呢，跟他一起来的有佩尔托夫和另外两个人。”

    “他的计划我不感兴趣。”亨利说。

    “总该接待他们吧。”萨玛泽尔说。

    他指了指放在亨利面前的那些稿件：“我十分希望您能看看伏朗热刚刚给您寄来的这些出色的文章。”

    “《希望报》决不容忍伏朗热的文章。”亨利说。

    “遗憾。”萨玛泽尔说。

    门开了，斯克利亚西纳走了起来，满脸诱惑的神色微笑着：“你有没有五分钟？我的朋友们都不耐烦了。我领来了佩尔托夫-贝内，他是一个美国记者，在莫斯科整整呆了十五年，还有莫尔特贝格，我退党前不久，他还是共产党员，当时在维也纳搞党的活动。我能让他们进来吗？”

    “让他们进来吧。”

    他们走进屋来，沉重的目光充满责备，可能是因为亨利让他们久等了，抑或是因为大家没有给他们正确的评价。亨利示意他们就座，然后对着斯克利亚西纳说道：“我担心这次会谈毫无作用，我在我们以往的会谈以及我的文章中都已经明确说过：我并没有成为反共分子。你的计划，应该提交给戴高乐联盟，而不该交给我。”

    “别跟我谈戴高乐了。”斯克利亚西纳说，“他一旦政权在握，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往莫斯科，这件事不该忘记。”

    “您很可能还没有时间仔细看看我们的计划。”莫尔特贝格责备道，“我们都是左派的人；戴高乐运动是由大资本家们支持的，我们决不可能与他联合。我们希望团结所有的民主有生力量反对苏联的极权政体。”他不失礼貌地一挥手，挡住了亨利的反对意见，继续说道：“您说您没有成为反共分子，您揭露了某些弊端，不愿意再进一步揭露，可实际上您无法半途而止。为反对一个极权政体的国家，我们投入的行动应该是全面的。”

    斯克利亚西纳连忙接过话：“你别跟我说你距离我们那么远。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创立总还是为了阻止欧洲落入斯大林的手掌。我们大家也都希望有一个自主的欧洲，只是我们已经懂得了没有美利坚的援助，这样的一个欧洲就不能实现。”

    “那就成了一个傀儡！”亨利说道。他耸耸肩膀：“一个被美利坚侵占为殖民地的欧洲，正是革命解放联合会力图避免的，这甚至是我们最首要的目标，既然我们从未想过斯大林打算吞并欧洲。”

    “对美利坚这种偏见我可实在不理解。”贝内阴沉沉地说，“非得共产党人才会固执己见，把美利坚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堡垒。那可也是一个伟大的工人国家，也是一个繁荣、进步、前程远大的国家。”

    “那是一个时时、事事、处处都为特权阶层说话的国家。在中国，在希腊，在土耳其，在朝鲜，他们维护的是什么？不是贫民百姓吧，嗯？维护的是资本，是巨大的私人财产。当我想到他们还在维持佛朗哥和萨拉查……”

    就在这天早上，亨利得知他的那些葡萄牙朋友终于发起了一次起义：结果是九百人被捕。

    “您讲的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贝内说，“您忘了也还有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