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美国的左派工会以及全民族中所有那些真心爱好自由和民主的人们是可以信赖的。”

    “工会从来都不会完全脱离政府的政策。”亨利说。

    “应该正视事实。”斯克利亚西纳说，“面对苏联，欧洲只有在美利坚的帮助下才有可能自卫。如果您禁止欧洲左派接受这一事实，那么右派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将发生令人遗憾的混淆。”

    “倘若左派奉行的是右派的政治，那它就不成其为左派。”亨利说。

    “总而言之，”贝内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您选择的是苏联？”

    “对。”亨利说，“我从不隐瞒这一点。”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警察压迫的恐怖行为之间，您怎能这么权衡呢？”贝内说道，声音越来越响，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莫尔特贝格与他一唱一和，与此同时，斯克利亚西纳和佩尔托夫用俄语一个劲地交谈。这些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显出同样茫然的目光，被可怖的过去所缠绕，陷入了可怕的复仇梦幻之中，并拒绝从梦中醒来，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们的声音或尖刻，或深沉，或庄严，或粗俗，都在预卜着未来，也许在他们反对苏联的所有证词和证据之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斯大林政权下的那段经历在他们脸上所烙下的这种多疑、愤怒和永远都走投无路似的可悲相。一旦他们信口开河地对您诉说起自己的往事来，绝不要设法阻止他们，他们都十分精明，深知单纯讲述这些趣闻轶事是无望争取对方作出决定的，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次有益于他们自己身心健康的发泄而已。贝内突然停了下来，仿佛已经讲得精疲力竭。

    “我不明白我们在这儿干什么！”他粗暴地说道。

    “我刚才就对你们有言在先，我们准会白白浪费时间的。”亨利道。

    他们全站了起来，莫尔恃贝格两只眼睛久久地盯着亨利：

    “也许我们后会有期，这一天的来临恐怕比您想象的还要早。”他几乎用一种温和的声音说道。

    等他们离开办公室，萨玛泽尔“哼”一声，说道：“跟狂热分子交谈难呀。最让人气恼的，是他们之间也都相互憎恨。谁要是在斯大林的阵营里呆的时间稍长一点，对方就会把他们视作叛徒。可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可疑分子。贝内在莫斯科当了十五年的记者，若他当时对当局也像今天那样怒不可遏，那他在行动上该是多么怯懦！这是一些嫌疑分子。”他洋洋自得地下结论道。

    “不管怎么样，他们不愿与戴高乐主义同流合污，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亨利说。

    “他们缺乏政治见解。”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在左派队伍中吃了败仗，如今归附右派，这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了，况且他自己感兴趣的只是听他讲话的人的数量，而不是自己作报告的质量。他向亨利建议采用伏朗热的文章，讲起戴高乐联盟的纲领时带着不失分寸的好感。亨利假装没有听懂他的暗示，但耍这种小把戏也纯属枉然。萨玛泽尔没有犹豫多久，很快就直抒己见。

    “对所有诚心诚意想组建一个独立左派的人们来说，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他显得坦率地说道，“斯克利亚西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就难以自主，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团结各种反对西方苏联化的力量，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服务，接受来自美国人民的美方支持，同意与戴高乐联盟联合，因为该联盟有可能朝左派政治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向大家建议的纲领。”

    他目光严肃而又急切地盯着亨利。

    “别指望我将这一纲领付诸实施。”亨利说，“我将一如既往，尽力与美国政治斗争。您完全知道戴高乐主义是反动的。”

    “我担心您对形势不怎么了解。”萨玛泽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