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四)
利摇摇头:“当处境不公平,你就不可能正派地处世。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不得不搞政治,目的在于改变处境。”
“我有时自问该不该拒绝那笔钱。”朗贝尔说,“可拒绝又有何用?”他犹豫了一下:“再说,我承认贫穷让我害怕。”
“还是想办法尽量把钱用到有益的地方吧。”
“呃,问题正是这样,怎么用?我用这钱能做些什么?”
“总有你喜欢的事情吧?”
“我自问……”朗贝尔支支吾吾地说。
“你有喜欢的事情吗?你什么也不喜爱?”亨利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我很喜欢同事们,可解放以来,大家争吵不休,女人吧,她们要么愚蠢透顶,要么无法容忍;书嘛,我讨厌;至于旅行,地球上到处都一样凄惨。再说,近段时间来,我连善恶都再也分不清了。”他下结论道。
“怎么回事?”
“一年前,一切就像是埃皮纳勒①的图片一样简单明了。可现在,人们发现美国人跟纳粹分子一样,是些野蛮的种族主义分子,他们对别人继续在集中营活活死去根本不在乎;传说苏联也有集中营,情况好不了多少;有的附敌分子给枪毙了,可有的家伙一样混账,却给他们大献鲜花。”
①法国城镇名,以其图片制造艺术而闻名。
“你之所以义愤填膺,那是你还相信某些东西。”
“不,老实说,一旦人们开始提出疑问,那任何一切都抵挡不住。有许多道德原则,大家都以为是一致公认的:可到底以什么名义?说到底,为什么要自由,又为什么要平等?公正又有什么意义?又为什么要爱别人胜于爱自己呢?一个像我父亲那样一辈子只知道寻求享乐的人,他难道就那么错吗?”朗贝尔忐忑不安地看了看亨利:“我惹你生气了吧?”
“不,必须给自己提出这些问题。”
“尤其得有人回答这些问题。”朗贝尔说道,声音愈来愈激动。“他们大谈什么政治,把我们烦死了;可为什么非要这种政治,而不要那种政治?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一种道德,一种生活的艺术。”朗贝尔带着几分挑衅瞅了瞅亨利:“这就是你应该赋予我们的,这比帮助迪布勒伊起草宣言更有意义。”
“一种道德,它必须包含一种政治态度。”亨利说,“反言之,政治是活生生的。”
“我并不这么认为。”朗贝尔说,“在政治方面,人们关心的只是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什么前途啦,集体啦,可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现实的时刻,是一个个单个的人。”
“可单个的人参与群体的历史。”亨利说。
“不幸的是在政治领域,永远不谈个人的历史。”朗贝尔说,“人在共性之中消失,至于个性,谁也不在乎。”
朗贝尔的口气如此强烈,亨利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他:“比如?”
“呃,比如,就以犯罪问题为例。从政治上抽象地看,一个跟德国佬共过事的人就是一个混蛋,人人咒骂,这不成问题;可要是更深入地去目的地一看某个特殊的情况,就不再是那么回事了。”
“你想到了你的父亲?”亨利问道。
“是的,有时我想求你出出主意,我难道真的有必要继续与他势不两立吗?”
“去年,你谈起他时是那么一副腔调!”亨利诧异地说。
“因为那时我以为是他告发了罗莎,可在这一点上,他说服了我:他爱莫能助。所有的人都知道罗莎是个犹太人。不,我父亲在经济上与敌合作,这已经够卑鄙的了,而他肯定就要受法庭审判,十有八九要判刑,可他那么大年纪……”
“你见过他了?”
“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写了很多信。我承认,那些信引起了我内心的极大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