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起身，“您说得有理，我得走了。您真的就不愿意去？”“噢！不！我没有任何欲望去和斯克利亚西纳谈论政治，你嘛，他也许会饶了你。”

    “但愿如此。”我说。

    在罗贝尔闭门写作的那段时间，我经常没有他陪伴而独自外出。可今天夜里，当我突然陷身于寒冷与黑暗的包围之中，真后悔，不该接受斯克利亚西纳的邀请。噢！我理解自己，我看到的总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对此，我已感到几分厌倦。朋友，我对他们太了解了，整整四年里我们肩并肩生活在一起，这给人以温暖。可如今，我们那亲密的劲儿已经冷却，散发着无益于人的霉味，我终于抵挡不住新的诱惑，让步了。可我们有什么可谈的？我也一样，绝无心思去谈论政治。一跨入里茨酒吧的门厅，我停下了步子，对着一面镜子，细细地审视了自己一番。要做到衣着寒酸却又不失高雅，本该经常注意拾掇拾掇，可是我却宁肯不屑一顾。身穿这件旧大衣，脚套这双木底鞋，我这副模样可真不佳。要是在好朋友的眼里，我无论怎样都还是我。可斯克利亚西纳来自美国，那儿的女人个个都那么喜爱打扮，他准会发现我这双木鞋的。我心里不禁想：“我不该这么随便。”

    当然，斯克利亚西纳笑容可掬，不会流露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他吻了吻我的手，这是我讨厌的事情，手比面孔还更裸露，有人那么紧贴着去打量，让我好不别扭。

    “您喝点什么？”他问道，“来杯马提尼酒？”

    “就喝杯马提尼酒吧。”

    酒吧里挤满了美国军官和衣着时髦的女人，热气、烟味和呛人的金酒味很快渗入我的脑袋。我为呆在这里感到乐滋滋的。斯克利亚西纳在美国度过了四个春秋。那是一个伟大开放的国度，在那里，泉井喷射的是果汁和冰激凌。我贪婪地向他询问这一切，他很乐意地一一解答，我慢慢喝着第二杯马提尼酒。接着，我们到了一家小饭馆用晚餐，我毫无顾忌地把血红的牛肉和奶油白菜往肚子里填。这一次，轮到斯克利亚西纳向我提问了：要回答他那一个个过分细致的提问，确实困难。每当我设法重新品尝过去的日子里那天天如此的滋味——在那因宵禁令而门扉紧闭的屋子里弥漫的汤味，以及当罗贝尔开秘密会议迟迟不归的时候，我内心笼罩的那种沉寂——他便不由分说地打断我的思路，他听得十分入神，人们仿佛感到词语在他的心底进行漫长的跋涉。可是，人们说话只能为了他，而不能为了自己。他打听一些实用的情况，诸如怎样设法制作假证件？如何印刷《希望报》？如何散发报纸？他也要求了解总体状况，我们是在怎样的精神氛围中生活？我竭力满足他，可难以如愿，我所说的不是比他想象的更糟糕，就是不如他设想的那么难以忍受。虽然真正的灾难并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可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烦忧，怎么对他讲述迪埃戈的死呢？那词语太悲怆，我难以启齿，那词语也太无情，他不会往肚子里装。那个过去，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重新经历；然而时过境迁，它竟然渐渐地显出了一种淡淡的温馨。我理解朗贝尔为何在这和平的岁月中产生厌倦，这种和平使我们重新获得了生命，但却不赋予我们生活的理由。当我在小饭馆的门口再次面临那种寒冷与黑暗时，不禁回想起昔日我们是多么骄傲地向它们挑战。可如今，我需要光明，需要温暖，我渴望某种别的东西。斯克利亚西纳没有任何挑衅的意思，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对别人大加抨击，我希望他很快改变话题。他愤怒地指责戴高乐的莫斯科之行。

    “严重的是，”他以谴责的口吻对我说道，“整个国家似乎对此都表示赞同。瞧瞧佩隆和迪布勒伊，他们都是些正派人，可却与共产党人携手并进，这对了解底细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无名的痛苦。”

    “罗贝尔可没有跟共产党人一块儿走。”我安慰他说，“他试图创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