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就为看望这样一位“母亲”，坐飞机从东京到熊本，又乘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到天草岛上的一个小村落去了一趟。东京虽是春光明媚，可天黑后到达目的地时，那里却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我看了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了。我想，这会儿她也许上床了，但还不会睡着。于是，就冲进雨中，手扶着大门高声喊道：“晚上好。”可是，不仅大门纹丝不动，从窗缝儿往里看，家里也不像有人。当司机不放心地从车里跑出来看我时，我早已全身湿透，“晚上好”的问候也变成“妈妈，朋子来了，快开门啊”的喊叫声了。

    我亲切地称之为“母亲”的这位女性，十岁时就以“南洋姐”的名义被卖到海外，曾长期遭受外国男性的蹂躏。我把她的一生写进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写这本书我花了很多时间，完稿后由于怕给她带来麻烦，在箱底还压了四年多。所以，我们的交往已有七年了。她不识字，我们每月通过代笔人通几次信，有时我还去看她，我们都为彼此的健在而感到欣慰。

    这次离开东京前两天，我又收到她一封来信。看到代笔的女孩子在信上加的那句“奶奶身体有些虚弱了”，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我心里明白，她虽然虚弱了但还健在。可是，站在紧闭不开的窗前，突然一种“莫非她——”的不安掠过脑海，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司机的帮助下终于挪开了沉重的大门。当阿崎婆被这声音吵醒，一边说着“谁呀，这么晚了”，一边从里面走出来时，我内心的喜悦已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紧紧地盯着阿崎婆的脸，仿佛要把它望穿。雨水从我身上流下在草席上形成了一个水洼，我坐在那里心中只是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幸亏还活着，幸亏还活着。”

    第二天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我和阿崎婆一起到附近的镇子去。路只有一条，周围是舒缓的山地，我们按着她的速度慢慢地走着，忽然她停下脚步，指着前面的小山说：“你下次来了，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我父亲也埋在那里。”

    小山上的确有些墓碑样子的东西，但山上长满了樱树，有种比奥津城更像赏花地的风韵。记得秋天从这条路上走过时，山坡上的枫叶仿佛是燃烧的火焰向上延伸着。

    假如真的能安息在这么一个无论春秋都景色优美的地方，该是何等的幸福啊——想到这儿，我终于把在我心里搁置已久的问题向她提了出来——“我想，您最终也是要到山上您父亲那里去吧？”

    于是，她一边继续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山冈，一边回答说：“不，我觉得人只属于活着的时候。我死了，用不着往墓地里埋。只要有谁随便找张席子把我一卷扔进崎津的海里就行啦。朋子，你是个大忙人，不用为葬礼什么的往这儿跑。”

    我从年轻时起就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请你们把我的尸体扔到大海里去。”由于我父亲是在我年幼时乘船出海后失踪的，所以，对我来说大海既是父亲的故乡也是他的坟墓。而且，我丈夫平日也常说：“我死后不要墓碑，只希望你们为我种上一棵树。”我们就是这样一对夫妇。不过，话虽这么说，真到那时会怎么样，谁也无法断言。因为即使是信仰唯物史观的人和虚无主义者，当人生的黄昏接近时也会突然开始筹措墓地、准备起墓碑来，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太多了。这或许是由于人有既软弱又贪心的一面，因而死后也想通过石头把自己的存在继续留在人世，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掉自己。

    无论是学者，还是宗教家、实业家、艺术家，大多数人都很难克服这一弱点。然而，如今已年届八十的我的“母亲”却十分坦然地说：“死了就把我扔到海里，也没必要举行葬礼。”听到这位还是个孩子时就被迫离开家人到南洋做妓女的人希望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一生划上句号，我不由得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