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

    于是，我立刻想到——假如她得知我昨晚在大门外想到她也许会死时吓得几乎要背过气的狼狈模样，她会怎么想呢？恐怕一定会说：“朋子，坚强点儿，我没有那么没出息的女儿。”不过仔细想想，从昨晚我全身透湿地进屋时的表情中她也许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所以才借我有关墓地的问话，送给我一副有关人生终结的手杖——无论怎样，拥有这样一位“母亲”，我感到无比幸福。

    “在活着的时候一定再见。”说着每次都重复的话，我登上公共汽车，离开了天草。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又飞向了“母亲”身边。

    （原载《新潮》一九七五年六月号）

    两位有教养的人

    后天，我就要去九州的天草岛短期旅行，是为看望我在《山打根八号娼馆》中所写的“阿崎婆”去的。迄今为止，我大概到天草岛去过六、七次了。前两次是有关南洋姐的研究旅行，我因此写成了一本书。后几次则既不是为研究也不是为去天草旅行，而只是为了亲眼看看“阿崎婆”是否安康。

    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阿崎婆是位独居的老人，又不识字，无法亲笔把自己的情况写信告诉我，还有由于她知道我忙，为不使我担心，在代笔人的信中有关她的健康状况也总是写得很少很轻的缘故。虽说不放心时我也亲自去看望她，但我们离得很远，在这七年中代替我照顾阿崎婆生活的是我的两位恩人。

    一位是在“阿崎婆”邻村开业的医生。对一位独居的老人来说，最令人担心的就是生病。几年前的一天，我只好叩开这位医生的门，说明理由，请他定期地为她做健康检查。幸好阿崎婆不久前曾到这儿看过病，大夫取出那次的病情记录对我讲述了她的健康情况，并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一句话，这位大夫简直就可以说是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中的“红胡子”大夫——专为穷苦人无偿奉献的医生的天草版。由于那是附近唯一一家医院，所以，正像我拜访他时所见到的那样，原是内科、小儿科大夫的他却无论皮肤病、沙眼凡病都得治。病人大多数是老人和孩子，这是人口过疏地带常见的现象。虽然有护士的帮助，但这些比普通患者更需费心费力地诊断和治疗都得他一个人来做。大夫的年龄我虽没有问过，但从头上的白发看，恐怕也有六十多了。听说他有两个当医生的儿子，都在城市里工作。看来这位大夫是为维持这个偏僻地区的医疗而每天竭尽全力地工作着。如果他也放下听诊器，那么周围几个村子的人们就是再痛苦也只有乘车到远处的医院去看病了。我想，这位大夫不啻于是这些弱者的救命恩人。

    我请这位本来就很忙的大夫照看阿崎婆的健康，据由人代笔的阿崎婆的来信说：“A大夫几乎每天都要来家看看，你尽管放心。”

    另一位恩人也是住在阿崎婆附近镇子上的一位五十多岁的B女士，她和妹妹一起开着一家小食堂。我和阿崎婆最初就是在这个食堂相逢的，B女士是我们相识的活的证人。我托B女士照顾阿崎婆的伙食。当然，由于阿崎婆的家离食堂很远，一日三餐送饭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当阿崎婆来食堂时，在当天的食谱外再加上酱汤、蔬菜、水果和她喜好的烧酒。此外，还找了一个送饭的孩子，只要孩子来食堂，就把阿崎婆和孩子两份儿饭菜装到饭盒里，让孩子给她送去。

    十岁时就被卖作南洋姐的阿崎婆对一般女人都会的家务——尤其是做饭很不擅长。我曾请食堂的B女士给她家里安过一个液化煤气炉，还特意从东京给她寄去肉、菜、调味料等等。可是年轻时没有掌握的烹饪技术，阿崎婆始终没能学会。所以我只好考虑如何让她更多地吃到“好味道食堂的饭”。

    食堂的B女士不负我和阿崎婆的期待，为阿崎婆做饭已有三年了。为了纠正老人常见的偏食习惯，她一面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