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沟通的人。于是，在洋行里干过事、与外国人比较熟悉、会说英语的吴健彰便成了新的上海道台的理想人选。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认为，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特定的中外态势选择了吴健彰。

    19世纪前上海行政军事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官绅结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也不敢奢望有参政要求。中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绅阶层对城市变化反应的迟钝，将熟悉洋务的商人推上了政治舞台。

    上海需要的就是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务实派官僚。当上道台之前，吴健彰已经是咸龄的助手。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两件事情促成了他的脱颖而出。一是在旗昌洋行进入上海的第二年，他就成为该行的首位中国股东。旗昌洋行是美国洋行中向中国走私鸦片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一家洋行。二是1848年，在英美的支持下，野心勃勃的吴健彰以大手笔捐资50万两白银，出任上海候补道台兼江海关（上海海关）监督之职。

    咸龄被调离后，吴健彰如愿以偿地当上上海道台，成为中国近代最早涉足政治舞台的买办。从此，吴健彰完成了由单纯的买办商人向政界要员的华丽转身，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政经两界的风云人物，但与宫慕久相比，他远谈不上廉洁。他利用职权，肆无忌惮地从事投机活动，走私鸦片，贪污索贿，无所不为。

    吴健彰被活捉后，就处置问题，小刀会内部产生了分歧。福建帮主张一杀了事，广东帮主张劝降。刘丽川念同乡之谊，下令勿杀。作为美国洋行的股东，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在吴健彰被俘的当天，就致函刘丽川，表示愿负保护之责。

    刘丽川接信后，当晚就会见了马沙利，表示吴健彰的安全没有问题。之后，旗昌洋行派人到吴健彰被关押的地方，让他脱去官服，扮成商店伙计模样，着便服，戴墨镜，持破伞，由两名身强力壮的广东人充当侍从，溜到城墙根，用事先准备好的长布条缒城逃脱。

    吴健彰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放走了，出来后的吴健彰与小刀会势不两立，大肆屠杀起义军。小刀会起义宣布豁免3年赋税钱粮，并铸造货币，发展商业，保证粮食供应，打击高利贷，受到民众欢迎。吴健彰攻城不下，就通过放火的方式，对闽广人清算自己补捕之辱，在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放火焚烧店铺民房，大火连烧4天，大片民居化为灰烬。1853年12月，连最为繁盛的小东门至大小南门，也没有幸免，涉及店铺民房2000多间，“百年富庶精华”于一夕之间皆被抹去。

    由宁波人创建的四明公所、徽州人所建的徽宁会馆、泉漳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等，都被彻底烧毁，上海的商业中心也迅速向城外以北的租界转移。起义被镇压后，闽广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这让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

    对这种行径，《北华捷报》也指斥吴健彰道，“祸首却是一个理应保障而不应破坏同胞财产的人”，认为吴健彰是一个“完全失掉民心的道台”。

    英、美、法当局曾声称对局势保持“中立”，但为维护在华利益和趁火打劫，旗昌洋行带头拒缴海关关税，以此想获得在华特权。1854年4月，英美驻军借机袭击了上海城内的清军营盘。7月，清政府任命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吴健彰受命与英、美、法当局谈判。

    吴健彰以出卖上海海关和租界主权，换取了英、美、法当局的支持。从此，上海海关由英、美、法三国委派的“税务司”共管，上海租界建立了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统治机构，所以，可以说小刀会起义在不经意间促成了上海租界的真正独立，加快了上海国际化的步伐。

    1854年8月，吴健彰以通夷养贼、贪赃枉法，而被革职抄家。他使出浑身解数，大肆贿赂查案官员，并捐助军需，以求自保。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