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商修建的浙绍公所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会馆。

    泉漳会馆建在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当时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那里临近黄浦江，曾经沙船林立。因地域接近、语言相通，广东、潮州和福建三方同乡互相帮会，甚至在1739年的天津组织了闽粤会馆。

    泉漳会馆董事李仙云就是小刀会起义的幕后积极筹划者之一。至少三所闽商会馆卷入其中，除了泉漳会馆，还有点春堂和兴安会馆。其中，点春堂是福建帮的指挥所。这次起义由广东人刘丽川、潘启亮联合福建帮小刀会首领李咸池、陈阿林等进行。1853年9月上海知县袁祖德被击毙，上海道台兼江海关的吴健彰被活捉。

    吴健彰是与小刀会成员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物。李仙云曾是吴健彰最为倚重的心腹之一，他纠集闽粤游民，创办团练，公开的说法是抵挡太平军，暗地里却在为小刀会积蓄力量，而刘丽川是吴健彰的同乡兼朋友。

    吴健彰出身寒微，早年以卖鸡为业。20岁时，他开始尝试与洋人做小额买卖，后来在广州洋行做仆役，游走广州、澳门之间，充任洋行司事与买办之职。由于他乖巧勤快，善于揣摩洋人心意，更学得一口流利英语，所以很受洋商器重。

    1832年，41岁的同顺行商人吴健彰跻身广州十三行行商之一，并于1842年来到上海，比刘丽川早7年。与刘丽川从事糖业和丝茶生意略有不同，吴健彰主要经营茶叶贸易和贩卖鸦片。

    江海关、上海道，都是当时的肥缺，一手握政权，一手握财权。吴健彰为什么能入主这两个职位？与前两任相比，吴健彰的优势就在于对洋务比较娴熟。

    宫慕久是上海开埠后的首任道台，原籍山东东平州，出身书香门第，1819年中举，之后在云南边陲当过小官，并无办理外交的经验，1843年5月被保举为苏松太兵备道。在江苏巡抚孙善宝的眼里，宫慕久“质直出于自然，廉介本乎天性”，这样的人放在对外商务管理中比较放心，具有培养潜质。

    宫慕久在任内办了一件洋务，让他博得了“擅长夷务”的名声，这也成为日后其他口岸城市效仿的做法。这件洋务就是将外国人与中国人分开居住，减少两者之间的冲突，减少外国人生活方式对中国人的影响，维护中国的传统和风俗。

    最后的方案是划定一块地方让外国人租住而不是购买，租期不限。除支付租金外，租界还要向清政府纳税。经过两年的谈判，英国人率先获得了一块面积830亩的居住地，这就是最初的租界雏形。1847年3月，宫慕久升任江苏按察使，类似于今天分管政法的副省长或省高级法院院长的高官，但他时运不济，到任不久就去世了。

    1848年4月，又一位上海道台咸龄被调离，这与发生在3月的上海青浦事件有关。上海开埠时，对外国人出入上海的距离，“以一日往返不得在外过夜”为限，但3名英国传教士超越了这一规定，擅自到距离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动，遭到中国船民的袭击，传教士“受有轻伤”。

    英国驻上海新任领事阿礼国迅速做出反应，以英舰扣押了停泊在上海港的中国漕运粮船1400艘，以此要挟清政府。为化解这场冲突，两江总督李星沅就撤换了咸龄，相关人员受到惩办，并向英方赔偿300两白银。还有一种说法，宫慕久与他的满人继任者咸龄都是官僚出身，不熟夷务，对开放贸易、办理外交的行政治理无所建树，这是他们被调离的关键。上海特定的地域环境与文化认同，有别于儒家传统文化与士绅阶层的政治生态，委派内地仕官或者具有显赫军功的满、蒙贵族充任上海道台，与上海文化和地缘政治格格不入。

    青浦事件发生以后，英美等国领事和上海租界当局都希望上海道台是一个比较了解外国情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