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攻清军，清政府也意识到“非和夷不能灭贼”，就策略性地起用吴健彰，以取得列强的支持。

    1855年2月，吴健彰及英、美、法等驻军将小刀会起义镇压了下去。1856年春，经大将向荣保荐，吴健彰留在向荣的江南大营效力，同时，咸丰帝还让广东督抚发还其原籍被查抄的家产。185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吴健彰，趁奉令赴粤之际，“以病返籍作终老计”，回乡广置田地，安享晚年。

    小刀会起义之后，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福建籍人口急剧下降，此后也未出现大规模的回升，福建人在上海的势力逐渐淡出。后世有人观察到，今日上海街道名称少有来自福建县市的名称。上海闽商的整体退却，从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开始，到民国时形成定局。苏浙移民则大量流入，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

    上海的商业由商埠间贸易、中外贸易和城市零售贸易三大块组成。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埠际贸易地位最为突出，这让以食糖、棉、棉布、纸、木等沿海埠际贸易为主的闽商还有立足之地。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外贸易占据了大头，加之小刀会起义的影响，闽商地位一落千丈。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粤商保持了其在上海的地位。其实，这个现象与以下三方面有关：一是上海的贸易及税收结构；二是粤商对洋务的熟悉程度；三是政商界背景。

    上海港在近代的兴起，很重要的一点是与鸦片贸易有关。鸦片贸易在广州是非法的贸易，在上海却成为畅通无阻的商品。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它在1890年前一直是外国输入中国最主要的进项，其次才是丝与茶。迫于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压力，鸦片贸易慢慢势弱，并被棉布超越。

    当时的英商宝顺洋行、美商旗昌洋行和英商怡和洋行都靠鸦片走私起家。怡和洋行是英商四大集团中规模最大者，在沪的全部资产占英商在华全部资产的20%以上，初进上海时，其有12艘鸦片走私船。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的规模、装备与此大致相仿。这些鸦片走私船来往于香港、印度、上海之间。到1851年，怡和洋行进上海港的船只共25艘，有18艘是全副武装的鸦片走私船，其余的运销棉织品和杂货。这一年，怡和洋行输入的鸦片，占上海走私输入鸦片的32%。

    鸦片生意中走来的粤商

    尽管福建人是早期到上海最多的人，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力量也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的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如广潮帮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引发的影响，也不具有与外国贸易的长期经验。这一点让粤商在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

    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为筹集军饷，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推出厘金制。吴煦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的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清政府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政府捐税10两银子，并从中提出2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

    1857年全年广潮商人义捐为53万两白银，1858年和1859年为140余万两白银，占同时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畀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无奈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此举标志着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对此，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