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招商局、粤汉铁路购地局、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他不仅是商人，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1879年9月5日《申报》记述：“广帮为生意中第一大帮，在沪上尤首屈一指。居沪之人亦推广帮为多，生意之本唯广帮为富。”

    作为一个群体，买办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在上海开埠后。当越来越多的洋行排除了语言障碍绕过买办而直接同中国打交道时，买办的作用和地位就逐渐降低了。这一变化是从日本洋行开始的，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效法。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华界沦陷，公共租界和外国租界形成“孤岛”，买办制度逐渐被废除。1960年，香港汇丰银行的“买办”称呼被“华人经理”一词取代。5年后，汇丰银行的第一个“华人经理”，也是最后一个买办李纯华退休，买办制度彻底退出汇丰。

    资料来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孙毓棠、汪敬虞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除了上表外，经李鸿章倡导、支持，又淮系成员兴办的，还有徐州利国峄煤矿、山东登州铅矿、平度金矿、淄博铅矿、湖北长乐、鹤峰铜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上海伦章造纸厂、湖北聚昌、盛昌火柴公司等。）

    粤闽商人：一场起义的分水岭

    一个新商埠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缺少不了两种人，一是商人，二是码头上的脚夫和水手。黄浦江上的摆渡船、蛋船、鸟船，其船主和水手多为福建人。在传统船业和中国海政历史上，福建人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中国第一个近代轮船制造厂就在福州马尾，这是一例。在调任陕甘总督前，左宗棠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当时，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也设在马尾。

    沈葆桢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在建厂的同时，他在福州定光寺和仙塔街设立两处求是堂艺局，挑选聪明子弟入堂学习，这是我国培养近代化海军人才的开始。1867年，求是堂艺局移设马尾，次年又设专门培养技工人才的艺圃，造就了大量海洋军事和科技人才。

    1870年前后，全国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产业工人，据估计不到一万人，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就占了13%，且“工匠皆闽、粤、宁波人”。1905～1912年，清政府将船务部分从制造局中划分出来，成立江南船坞，其首任督办叶祖珪是福州人，少年时进福建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学习，与严复、邓世昌等有同窗之谊。总办吴应科是早期留美幼童之一，归国后长期在海军供职。继任督办萨镇冰也是福州人。

    上海开埠后，轮船运输业兴起，这一群体一度为生计所迫，烟、赌、娼无所不为。上海福建人不仅人数多，且群体个性突出，商人极富，水手和雇工极贫。原本就乡土观念强，族群意识深厚，再加上语言与地方方言格格不入，好勇斗狠的个性与上海本地人的温文尔雅截然不同，福建人在上海人群中显得特别与众不同。用《上海福建人（1843～2008）》一书中的话说，他们将福建人的落泊、骁勇好斗、极善铤而走险的个性留给了上海。

    185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月报中说，上海邑处边壖，五方杂处，“闽、粤人居多，良莠不齐，居恒逐利构怨，树党相仇杀，近则小刀会兴焉”。

    这里所提到的小刀会起义，就主要与闽粤人有关。1849年前后，小刀会在厦门重建后，很快传入上海。1851年英国人为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这成为他们起义的诱因。

    泉漳会馆是福建船商在1759年建造的，这是福建人在上海影响力的体现。在18世纪中期，比泉漳会馆更早的会馆无非是湖州会馆，清乾隆初由绍兴钱、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