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鲍鹏。

    鲍鹏充当颠地馆买办多年，据英军一个大佐记载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买办鲍鹏。”琦善和英国侵略军签订《穿鼻草约》正是鲍鹏所接线的，所以林则徐斥鲍鹏为“汉奸”，裕谦亦奏称：“有买办鲍聪（即鲍鹏），系买办中最为可恶之人。”曾国藩曾也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

    对于近代买办的历史地位，极而言之者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

    法国全权公使刺萼尼曾说：“在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几乎没有一个受尊敬的中国商人，没有一个资本雄厚、有信誉的人敢和外国商人建立直接的联系……这难道不是因为那些薄有资财的人知道，和外国人做生意，虽然表面上受到地方当局的鼓励，而实际上是受歧视的。”

    广东人容闳就拒绝去当买办，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他坚守的是中国文人珍视清誉、爱惜羽毛的传统。对于买办来说，除本职工作之外，他们的身影还出现在了茶叶、航运等领域，此时他们身上又多了一重角色——投资人，他们也在伺机转型进入主流社会。

    就清朝内部来说，也有一个对买办重新认识的过程。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财政的捉襟见肘让国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为减弱。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商人通过捐官参与公众事务显得更为可能。伴随洋务运动（1861～1894）的出现和官僚李鸿章的邀请，近代买办有了一次转型的历史契机。因为李鸿章也看到了，利用广东买办既通洋务又有实力的同乡网络是最为现实的招商手段。

    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中兴人士发起的一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清政府对洋务的态度及演变进程，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所能进行的广度和深度。洋务派在清政府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和分量，也直接决定着洋务运动的走向及介入洋务企业中的操盘手腾挪空间的大小。

    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派中占居首位，其一生四大洋务实践中的三件：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前期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个香山人展开的。

    唐廷枢是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中国开平煤矿的筹办者和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的唐胥铁路的创建者，李鸿彰评价他，“中国可无李鸿章，但不可无唐廷枢”。1892年，唐廷枢去世，十三国领事馆下半旗志哀。当时上海《北华捷报》发表文章，赞扬唐廷枢的一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的死，对外国人和对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当然，也有外国人指责他，在东方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然后再运用习得的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

    徐润是唐廷枢的助手，他的一个雄心就是要开拓国际轮船航线，让龙旗在美国和欧洲的港口上飘扬。1873年轮船招商局派“伊敦”号航行到日本的长崎，这是中国商轮第一次开辟国外市场。1879年招商局派船航行到美国檀香山，第二年派船航行到美国旧金山，第三年，招商局轮船的龙旗终于飘扬在了英国伦敦的港口。招商局的远洋航行虽然由于西方的干扰很快停止，但这在国运不昌的晚清属于一件彰显国威、鼓舞民心的喜事。

    徐润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40余家，其中属于国内或地区内首创的就有八九家。徐润家族祖籍河南，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和保险业的先驱，而且还是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更是19世纪上海颇有影响的地产大王。

    郑观应先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