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它的西化过程。“大英学堂”、“英华书馆”、“英文书塾”、“英语班”、“英话英字馆”等，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学校大多是由在华的外国人所办，针对的学生群体也各有不同，有高价收取富商子弟的贵族班，也有针对贫民子弟的英语夜校。如果说同文馆的英语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场的话，那么上海这上至洋行经理，下至跑街店员口中以宁波、上海话发音为基础的洋泾浜英语，则完全是主动的、商业的、职场的。

    这其中就有一位主动求学者郑观应。他白天在上海宝顺洋行工作，晚上就到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学习英语，这种局面持续了两年。傅兰雅之后成为曾国藩为江南制造局所请的翻译之一，也是曾国藩两个儿子的英语老师。

    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读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即应试指南）。科举未中的郑观应，于1858年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此时的郑观应深知，“盖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于是，加倍努力，以期在从商的道路上出人头地。此时的郑观应先在叔父郑廷江任买办的上海新德洋行做学徒，后到有亲戚曾寄圃在的宝顺洋行任职，在这里他与徐润成为同事。

    1873年，郑观应担任上海太古洋行买办，次年，被聘为太古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并在牛庄、上海等地开设商号、钱庄，成为买办商人。陈可良、陈雪阶等太古洋行的其他买办也都来自广州。琼记洋行上海最早的买办朱雨滕，原来就是广州琼记洋行的学徒。

    这些早期的买办商人，在推荐自己的继任者时，往往以自己的亲戚族人或者老乡为主，这种裙带关系不仅促使买办家族的形成，也使得当年的买办主要集中在香山地区。有学者统计，在19世纪末，中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这些买办属于香山地区的有8成左右，他们分布在沿海及长江流域各通商口岸的外国洋行。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洋行的买办几乎为广东帮所控制。

    买办转型与洋务运动

    值得称道的是，栉西风沐洋雨而起的一代买办，在官督商办模式的召唤下，转投由地方大员主导的洋务企业，为国所用，完成了一次从边缘到主流的历史演变。

    1852年，在上海的外资洋行增至41家，1864年增加到68家。之后洋行开开闭闭，但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1868年的103家，1880年100家，升到1895年的116家。

    上海开埠初期的通事大多数是跟随外国领事和洋商来上海的，以广东人居多。王韬说：“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唯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唯其如此，通事从业者与日俱增。《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记述买办数量暴增的趋势：“1854年有250人，至1870年增加到700人，到1900年则增至20000人。”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推算，1842～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5.3亿两白银。而1902年外国人在华全部的投资，也只有5.84亿两白银。也就是说，这时的买办已经不是原来广州十三行跑腿办事意义上的买办，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既熟悉洋务又通国情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五口通商后，初期与买办数量一同增长的是鸦片贩运到中国的数量，到1857年，鸦片的输入数比20年前输入全中国的数字还要多，达到3.1万余箱。因为很多洋行最初将贩卖鸦片作为主业，所以在上海开埠之初，这些替洋人效力的买办的身份和地位就染上了非主流的色彩，而朝廷内外对此也多有诟病。1841年秋，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多方寻觅和英国侵略军的接线人物，结果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