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

    这样一来，广东商民在上海的地位并没有因小刀会起义而受到太大影响，反而获得了承办鸦片捐税的垄断权。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30年。

    之后，另一位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骁勇善战的香山人叶廷眷，深得清政府的赏识，1864年，他受李鸿章委派，主持上海会捕局，制订《中外会捕章程》，使上海治安有所改善。也是这一年夏天，广东人丁日昌成为上海道台，在李鸿章领导下，创办江南制造局，之后一路升任福建巡抚，并架起中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后因贪污被劾，丁日昌行疾辞职。

    1867年，叶廷眷被委任为上海知县。在1853年以前，广肇帮就已在上海建立同乡组织广肇会馆，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会馆被清政府焚毁。1872年，在叶廷眷、买办商人徐润等倡议下，广肇帮重建广肇公所。广东会馆买办商人唐景星、徐润、郑观应在1870～1880年间因受李鸿章的赞赏，特别活跃。

    老天是公平的，当它拿走了福建商人在上海的立足之地时，又给他们及他们的后裔打开了另一扇大门。在明清私人海上贸易中，福建商人向来是一马当先。当福建人在上海待不下去时，他们再次拾起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东南亚，并以此为活动半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1864年厦门海关税务局报告说，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来亚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

    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历时一个多世纪的隐忍，在最近三四十年绝地而起，给了现代中国人一个无比惊人的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福建产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级华人。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来说，如今在中国台湾地区（以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施崇棠、施振荣为代表）、新加坡（以黄廷芳、李成伟为代表）、马来西亚（以林梧桐、林国泰、骆清燕、刘耀全、陈志远、林木荣、邱继炳为代表）、菲律宾（以陈永栽、郑周敏、吴奕辉、郑少坚、施至成、陈永成、杨应琳为代表）、印度尼西亚（以黄奕聪、林天宝为代表）的世界级富豪大多来自这里。而广东产生的世界级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国，其中以潮汕商人较多。宁波商人在海外的活动，除香港外，主要集中在日本，次则马来西亚。这两个商帮产生的世界级富豪，远难与福建商帮相比。

    从这个角度来说，福建商人是中国商帮史上最悲壮的商人群体，但也正是这种悲壮，让其与晋商陆路长途贸易的土气，具有了某种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两个商帮所演绎的波澜壮阔的财富故事，也让他们成为中国商帮史上最大的两个商人群体。

    如果说山西商帮在清朝时产生了中国商帮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华商家族就产生于这批以福建籍华侨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并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