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离开父母而在千里之外营生，深感“身与家相睽，时与命相关”，在消除灾患的朴素愿望上，“唯仰赖神明之福佑”，所以，晋商会馆中崇奉的关公，实质上是晋商共同的精神寄托。

    清人抗世骏说：“会馆之设，肇于京师。”前期的会馆多由行业商人或者县域商人所建。《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作者李华曾对明朝时期在北京所建的会馆进行过统计，有资可查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它们建于万历（1573～1619）以后，分别是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安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仕商共建的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在北京所存的55个商业行会中，山西会馆占据15个。李华的调查显示，建于明朝的有5个，年代不详的有2个，其余8个全部为清朝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所建，占27%。光绪（1875～1908）时，尽管有些山西会馆或倒闭或为公所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当时会馆总数387所的11%。其中，省馆9所，在各省数量中位居第一，占总数61所的14%强，这说明在京晋商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县馆24所，占总数174所的13%，也是数量较多的一个，这表明崇商、经商不是个别县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已在全省范围内形成氛围；行馆6所，占总数23所的26%，也是数量最多的一个。此外，还有府馆6所。

    素为京城人称道的六必居酱菜园、万全堂药店、洪吉纸号、都一处饭馆等，都是留传至今数百年的老店。六必居是临汾赵氏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开设的，万全堂则设于永乐年间（1430～1424），比同仁堂药店老得多。

    除北京之外，山西商人还在新疆巴里坤、乌鲁木齐，宁夏银川（亦称太汾会馆），甘肃酒泉、张掖（时称甘州）、永登（兰州通往青海、河西走廊及新疆的交通要道），陕西西安，内蒙古多伦，天津，辽宁辽阳、铁岭、海城、朝阳、沈阳，吉林省吉林，黑龙江宁安、五常县拉林镇，河北保定、永清、大城、吴桥、张家口、故城、任丘、蠡县大百尺镇、迁西县三屯营，河南安阳水冶镇、开封朱仙镇、洛阳（潞泽会馆），许昌禹州，山东泗水、曲阜、东平、菏泽、馆陶、恩县、东阿、济南，安徽泗县、六合、芜湖、涡阳，江苏徐州、苏州、南京、镇江、盛泽（大馆圩和西肠圩两处），浙江杭州，上海（一个山西会馆，一个汇业公所），四川自贡，重庆等地建有山西会馆。

    可以看出，晋商较为强势的区域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与江苏等区域势力略次之。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康熙皇帝巡视后甚至感叹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查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不仅如此，山西商人还在湖南湘潭联合陕豫鲁冀四省商人共同建造了北五省会馆（1665年），但在合建会馆中，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合作最多。在明朝盐商中，陕西商人也是一支劲旅。它几乎与山西商人一道受益于边区的经济和屯田政策。与晋商一样，陕西商人的经营领域并不局限于盐，其经营区域以泾阳、三原为中心，重点辐射西北及川、黔等西南地区，又被称为秦商或关陕商人。

    黄河由北而南，将陕西和山西隔开。陕西的渭水由西向东在潼关汇入黄河，山西的汾河由北向南在河津汇入黄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地即有“秦晋之好”的故事流传。到明朝，从山西的永宁、太平、蒲州渡河可以分别到达陕西的米脂、三原、同州，通过咸阳的水陆码头经渭水也可直达山西。山西的炭、铁、枣、酒等被晋商“车推舟载，日贩于秦”，而山西的平阳、蒲州、解州、汾州等地，因人稠地狭，粮食“向赖陕省商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