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明在《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一文中指出，山西、陕西商人或就近买粮上纳，或就地屯种粮食上纳，有地近和地利之便，因此早期无论是边地还是淮、浙地区的盐商，均以山陕商人特别是陕西商人实力最为雄厚。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后，“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两省商人逐渐以两淮为中心，以扬州为基地，扩大经营范围，向全国市场扩展，与徽商共分霸业，成为南北对峙的两大盐商集团。

    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陕商在两淮盐业贸易中比晋商更有优势。这不是因为陕商掌握的资源更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兴趣范围较之晋商更为有限，所以，明朝后期，支配北方盐业贸易的是陕商，而徽商则支配着南方的商业。用明朝谢肇淛的话说，陕商“财富胜于徽商”。

    明朝著名科学家、《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1587～1661）也曾说过：“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被排在三帮之首，应不是无中生有之事。在明清众多陕西巨商中，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著名小说开头就是从孝义镇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以赵家为代表的陕商当时在全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赵家在明朝初期利用食盐开中政策，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到了清朝则主要靠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等，在西安、咸阳等地店铺很多。当时渭南流传着一句谚语说：“赤水的蚊子，孝义的银子。”

    陕商最盛之时是在清朝以后，在西北大学教授李刚看来，那时陕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随后又把经营势力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陕西商人的传统强势区域在西北和西南。他们在新疆建有陕西会馆，在甘肃康县与甘肃商人共建了陕甘会馆。四川堪称陕商的大后方。以盐与茶搭台，陕商建有成都历史上最早的会馆（1663年建立，后为大火所烧）。康熙年间，外省商贾尚无力修建会馆，陕西会馆一度是成都城区唯一的会馆。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年间以后，外省会馆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譬如1756年修建的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1768年的贵州馆街和湖广会馆。除此之外，陕西人还在四川安县、叙永、双流、绵竹、什邡、雅安、阆中、自贡等地建立了会馆。

    1376年明政府在陕西设置布政司，管辖陕、甘、宁、内蒙古河套及青海西宁等地，到了1666年，清政府又将甘肃、西宁、宁夏从陕西省分出，由甘肃管理。此时的甘肃及同样与山陕两省毗邻的河南，成为山陕商人联手开拓的重点市场。湖北则是两省商人共同扩大市场影响的另一区域。

    作为两省商人传统友谊的象征，山陕商人在不同的区域建造了很多山陕会馆。从地图上来看，两省商人联建的会馆，总体呈现一个“术”字形。

    一横即是从西向东所涉及的区域，依次是：青海西宁，甘肃临夏、古浪县土门镇和大靖镇、兰州山字石、皋兰、榆中、景泰、定西、甘谷、天水，陕西监军镇，河南洛阳、开封，山东聊城。

    由南向北沿线是一竖，分别是：山西临汾浮山，河南新乡辉县、许昌八里桥、平顶山郏县、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会馆，1693年沙河北岸会馆）、漯河舞阳北舞渡、南阳社旗、唐河、驻马店泌阳和正阳，湖北随州、孝感安陆、汉口（汉口山陕会馆是规模最大的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