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人们特别爱听山西梆子，《十五贯》、《算粮登殿》等都是多伦人爱听的曲目。当时归化城共有十六大商帮，其中十三帮为晋商，此外还有蔚县帮（原属山西大同，后属直隶宣化）、北京帮和回民帮。在山西十三帮中晋中地区占据九帮。早年，内蒙古地区盛行山西的北路梆子，到清朝晚期，晋中一带的中路梆子，即晋剧，占据上风。中路梆子源于蒲州梆子，最早主要活动在太原周围，清道光、咸丰年间盛行。

    多数山西外贸巨商崛起的轨迹，基本上都是先从外出谋生、经商致富而起，之后回乡建宅，设置总号，然后走向全国，遍设网点。清初，晋中商人以张家口和包头为经商大本营。乾隆以后，张家口的地位未变，包头的位置则被呼和浩特所取代。晋商一般将总号设在张家口或呼和浩特，然后将分号向北设到库伦，向东北设到多伦，向西设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

    从18世纪晚期开始，晋商的大本营从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回撤到以山西平遥、太谷、介休等为中心的老家，于是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以平遥及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极具山西特色的古城、古村和院落。

    当南北商道向南延伸、贯通后，山西商人的活动区域便不再拘束于张家口、北京、天津、陕西以及甘肃老西庙、新疆古城塔等北方区域，昆明金殿的铜鼎、扬州的亢园、亳州的花戏楼等，都为山西商人所建，著名的贵州茅台酒也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用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酒工人共同创造的。从分布在各省的山西会馆来看，山西商人的足迹已经踏遍大半个中国。《晋商史料与研究》一书指出，历史上，只要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几乎就有山西会馆，全国共有200多处。

    中国古代的商道大多数是东西走向，从隋唐到两宋，都城从洛阳、开封到杭州的变化，以及用大运河连接起的洛阳—杭州的水路交通，都显示了这种东西走向的贸易特点。从局部来说，山陕盐商从山西河东盐池到河北长芦、两淮贩盐的拓展以及从外商到内商的身份转变，也体现了这种趋势。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南北贸易的通道问题。

    到中俄将恰克图开辟为陆路贸易口岸时，另一条莫斯格—张家口—苏杭的南北贸易大通道形成了。这一通道的一头连着俄罗斯的毛皮，另一头连着苏杭的绸缎、棉布。当茶叶贸易取代丝布而跃升为中俄贸易的主要商品时，福建武夷山，两湖蒲圻、临湘，江西河口等地，取代苏杭而成为贸易的主要源头，山西商人的势力延伸到了南方各地。

    当晋商在恰克图对俄贸易如火如荼时，广州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也引诱着福建商人、徽州商人纷纷南下，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区域。这是两个逆向的辐射，分水岭在武汉、苏杭一线。尽管广州—恰克图的贸易通道形式上已衔接成为一条直线，但遗憾的是，恰克图和广州的贸易量能辐射的范围，外半径都只在福建、江西和两湖的茶场，而从恰克图到广州的毛皮贸易成本远高于从海路而来的同样货物。

    换句话说，这一通道由两条半截的通道拼接而成，人、财、物无法自然贯通，或者说两者的辐射力到达武汉或苏杭后都稍显式微。而把华北平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的运河又运力不足。直到民国之后，北京—武汉铁路和武汉—广州铁路的先后开通，才真正让这条大动脉南北贯通。

    山陕商人：“术”字形的会馆见证

    最早的会馆是接待科举试子的“试馆”，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之后，会馆成为联谊乡情、沟通商务、唱戏娱乐、结交绅官的场所。山西商人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不许纳妾，不许携带家眷，因此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形成气候以后，都会在当地建立会馆，作为听戏、聊天、联络感情的场所。

    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