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走西口、走东口有着一定的渊源。换句话说，盐商与外贸商人都是走西口、走东口的山西商民中的一部分。

    在明朝，走东西两口首先源自戍边军屯和纳粮中盐的国家需要，其次才是为了生计；在清初，边民已经没有了烽火连天、号角长鸣的忧患，维持生计上升到第一位。虽然有此差别，但两个时代商民“春来秋走”的候鸟式生存方式，以及风餐露宿的艰辛，却是一脉相承的，此间建立和积累的对不同区域风土人情的了解、对区域间商品需求的发现与认识，以及由此建立的对商业机会的敏感，无形中成为山西商民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的一笔财富。

    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长城不再是蒙汉往来的屏障，没有了蒙古各部落大军骚扰之虞，军屯和中盐已没有如明朝那时的迫切和必要，所以盐商风光不再，外贸商人则在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中乘势而起。

    山西外贸商人由东口商、西口商和对俄罗斯贸易商人三大块组成。东口商是在张家口或从张家口出走东北而发家的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今辽宁朝阳、沈阳（时称奉天）、营口，内蒙古多伦、呼伦贝尔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前期代表人物是清初被清政府册封为皇商的范永斗等8人，他们以张家口为大本营，承接了女真族首领从辽东远道而来的物物贸易，这一时期的晋商具有外贸走私性质。后期代表人物是榆次常家和太谷曹家，他们分别在张家口和辽宁朝阳城发家。

    西口商中的“西口”指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西口商就是指从杀虎口向西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乃至青海西宁，甘肃兰州、敦煌以及叶尔羌（疆域包括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塔里木盆地）等地经商的山西人，或者从归化到库伦、乌里雅苏台和新疆哈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经商的山西商人。

    走西口的除了山西人，还有陕西、河北、北京、宁夏、天津等地的人。不过，山西人最多，陕西次之。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就是再现了一代山西人走西口的艰难历程，剧中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但事实上山西人走西口的故事，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开始。西口商人在路线上并没有太多开拓，到达兰州后，再往西所走的路线敦煌—叶尔羌—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就是汉朝与罗马帝国通商时形成的古丝绸之路。

    “走西口”、“闯关东”与“下南洋”，并称近代中国的三大移民浪潮。当时无数山西人为了生计离乡背井，用一代代人不懈的足迹，开辟了一条沟通中原腹地与西北边疆及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

    走西口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部民族贸易的开拓史。西口商群体，前期以在乌里雅苏台创办商号大盛魁的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史大学、张杰最为著名，后期以在包头创业的祁县乔家和渠家为代表。在阿拉善旗（先后归宁夏、甘肃、内蒙古管辖）的商号则以平遥董家的祥泰隆最为出名。

    时至今日，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犹存在的有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和宁武巷，乌鲁木齐的山西巷子、蒙古共和国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在东北、内蒙古、西北还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说法。

    张家口的一些宅院还保留着当年的印记：四合院、高房子、单出水、无后窗，不仅防盗，而且私密，取“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院中的排水口为铜钱造型，意为“水流钱留”，这些都是山西人留下的印记。

    现在蒙古国人去世，下葬的时候总是在头下枕一块茶砖，这正是一种寄托和文化影响。蒙古的商品主要是用茶叶来标价的，1870年，在靠近今乌兰巴托市中心土拉饭店的库伦老市场，一头羊的前半身值两个半到四个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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