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县和祁县之间，贩卖土特产，用潞麻、黄梨交换红枣、粗布。不过时运不济，一直未能发迹。渠家后代渠同海走西口，在包头发家，其后代继承父业，先后开设长源川、长顺川、长裕川多家茶庄。最盛时，渠家的资产曾高达四五百万两白银，成为清代显赫的外贸世家。

    起家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罕省扎布哈朗特，时为清朝设立的管理外蒙和新疆阿勒泰的军政机构所在地）的大盛魁商号，后来将总部迁至呼和浩特，也成为到恰克图贸易的一大商号。在辽东起家的太谷曹家也是经营绸缎、布匹的巨贾，也是这时来到张家口设立锦泰亨商号，并在恰克图、库伦、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设立分庄的。

    道光（1821～1850）年间，中俄贸易处于空前繁荣阶段，中国每5元的贸易出口中就有1元多是通过恰克图的对俄贸易获得的，贸易货值比乾隆（1735～1795）前期增长10倍以上，而这一切都来自于茶叶出口的迅猛增长。

    到19世纪40年代，茶叶贸易已经位居恰克图输俄贸易商品的首位，棉布和绸缎退居次要地位，俄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到1851年，茶叶已占全部出口的93%，从俄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毛皮、毛呢哔叽、金属和牲口等。茶叶贸易不仅使俄英等国税收陡增，而且也为山西茶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可以说，中国沿北疆一线都活跃着晋商的身影。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山西商人，在明初纳盐中粮和九边屯军的政策下，大规模走向四方。他们以张家口为东口、以杀虎口为西口，串起了山西人一条走东贩西的贸易大动脉，而对俄罗斯贸易的晋商正由东、西口商人演化而来。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恰克图等三处为陆路贸易口岸。山西两口沿线商人不约而同汇集到了事实上的一口通商之处恰克图。从此，他们多了一重身份——外贸商人，并在这种跨越国境的市场竞争中成为佼佼者。

    由此拓展而来的商道从苏杭、福建武夷山、武汉向北经过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莫斯科和彼得堡。沿张库商道及其辐射范围迅速崛起了张北、庙滩、多伦、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归化（今呼和浩特市）、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今属蒙古国）、二连、闹狗庙、嘉卜寺（今化德）等十几处商业城镇。

    明嘉靖、万历年间，欧洲人开辟了拉丁美洲—菲律宾—广东贸易航线，这一航线横跨太平洋，且主要进行中国丝货贸易，故称“太平洋丝路”，张库大道则是世界上最长的草原丝茶之路，它是继阿拉伯人主导的海、陆丝绸之路和西欧人开辟的太平洋丝路之后的另一条欧亚贸易大通道。

    初期晋商是晋南人多，晋北人少。明朝山西盐商虽以平阳商人为最，但在明晚期的边贸市场上，晋中商人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说开中制和屯田制让山西南部平阳、泽潞商人成为当时山西商帮发展最高峰的代表，那么，山西北部汾州、太原两府的商人，在明末清初则逐步崭露头角，并形成自己的优势，为清后跃居晋商首位迈出了重要一步。

    泛山西化的北疆：山西贸易商人版图

    山西是唯一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从山西人所活跃的北部边疆范围来看，从祁连山以东到北京以西的泛长城周边地带，是一个泛山西化地区，这也是由山西的位置及其商业力量决定的。

    山西贸易商人是一个草根群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出身草根，因家境拮据，或遭遇灾荒饥馑外出谋求生路，或受雇作佣，而成贩夫走卒。

    马市中的茶马互市与中俄茶叶贸易具有承接关系，但山西在明朝已经有所积累的盐商与清朝中期外贸商人之间基本没有传承。尽管如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