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李旦及之后的郑芝龙海商集团都选择了比月港更具优势的厦门作为开展海外走私贸易的港口，厦门港逐渐取代了漳州月港，延续了汉唐时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泉州后渚所承载的福建海商的历史命脉。

    崇祯皇帝上台后，福建巡抚熊文灿为对付荷兰人和其他海盗商人，与明政府假手王直如出一辙，招抚海盗。为长远考虑，郑芝龙奉招归附明政府，从此拥有了在大陆的牢固基地，免去了遭受官兵的威胁与攻击，并集中力量对付荷兰舰队，将中国南海上的海盗集团一一消灭。

    1640年，明政府擢升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从此，郑芝龙集团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发展成为拥有3000多艘海洋贸易船只的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几乎整个远东水域澳门、马尼拉、厦门、日本各港口之间所有的中国商船都悬挂着郑氏令旗，郑芝龙成为明朝最巅峰的亦商亦盗的海商代表。

    17世纪中叶的远东水域完全变成了由中国海商一家说了算的天下，尽管荷兰人被称为“全世界的海上马车夫”，但在郑芝龙海上集团面前，荷兰人不得不每年向郑芝龙商的船队缴纳12万法郎的进贡，才可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

    作为逆势而起的海商，徽州人王直的雄起不过10年左右，郑芝龙家族则达30多年。王直被招安之后却成为刀下鬼，郑芝龙只此一次招安经历，但郑芝龙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明清交替之际，最终因为儿子郑成功不愿接受招安及其他一些辱没感情的事情而身首两端。不过，他的出现，让荷兰人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的野心，直至1661年被赶出台湾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海上走私商人集团的存在，不经意的成为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最终用鸦片肢解中国朝贡体系之前，最后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使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商人，在左奔右突几十年试图主导对中国的贸易中，终无所获。

    当清朝再度开放国门时，荷兰、英国等东欧商人势力已经渗透、填补和控制了后郑氏家族时代的中国海上商人贸易航线。从此，明朝海上商人不再是海上强者，郑氏家族成为我们观察几百年前的中国海商最后、最辉煌的剪影。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最终昙花一现。这种在政策不连贯和殖民者夹击环境中成长的机会，对于中国海商来说，如果算是春天的话，也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春天。明末的海外贸易，就是中国海商从南洋、东南亚、印度洋全面萎缩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讲，与西欧人小规模航海事业在全世界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不同，明朝航海事业尽管捷足先登却最终无足轻重的原因还在于，私人海上贸易受到的阻截及王权与之的势不两立。

    帝国央行搬到拉美矿山

    月港等公私贸易港口的存在，有如神助般地让明朝白银确立了货币本位地位，这种局面创造了1550～1680年间以意大利和中国为中枢的白银统治期和全球经济体系（法国学者肖努语）。

    一个缺银少铜的国家选择白银做货币，竟然还持续500多年，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看来，这很荒谬。他的结论是，在国家发行信用（宝钞纸币）的努力失败之后，将货币出路委之于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了国家货币主权，这是明清两朝败亡的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与郭沫若齐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系统地指出：“中国的闭关政策，基本动因乃是货币的保存。外藩进口的货物大多是珠宝香料，中国付出的代价乃是货币，货币乃是商人资本特殊发达的社会财富最高形式，于朝贡中流失，于中国乃最不偿失之事。”

    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命的软肋就是白银问题。据魏德斐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