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在25万～26.5万公斤。这些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等于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

    在1620～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而在衰退的贸易来临之前，停泊在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时降为6艘。

    艾维泗在《1635～1644年间白银输入中国的另一种考察》中这样写道：

    毫无争议的证据表明，1635年后中国与西班牙的贸易急剧下降，并不是因为中国的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不畅销，而是因为马尼拉的商人得不到足够的来自新世界的白银来支付货款。

    一位在菲律宾的西班牙官员在1638年曾说：“最近从中国来了一小批杂货商品，但对马尼拉的商人来说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几乎没有货船来过。墨西哥运来的白银很少，这又使得他们担心今年中国人又不会来进行贸易。”

    几年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评价这段时期内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经济形势时说：“必须注意到，自从贸易仅靠赊欠进行后，马尼拉人所熟悉的贸易中有3/4被中国商人控制了。在1636～1637年，运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商品并没有给菲律宾人带来钱财，这些商品都是中国商人赊卖出去的，而在马尼拉的西班牙商人和官员又不能满足中国商人这些要求。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人已经不再来进行贸易了，他们已经损失了，不愿意再损失更多。”

    从1630～1640年，或者说在1636年左右，亚当·斯密也发现，“美洲银矿的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物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

    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明朝。到明崇祯年间，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达到了1∶13。不仅如此，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1626～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与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有的学者提出，从1585～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

    这一切又导致通胀危机和银贱物贵，与以往比较，同样数量的小麦和劳务必须支付更多的白银才能取得。在这个过程中，明朝犹如患上慢性哮喘，白银就是那个氧气罐，一旦离开它，哮喘症状就会出现。总之，这是一个让明政府有气无力的病灶，偏偏这一病灶又遭遇“连阴雨”。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白银的生产和流通量都在缩减，而此时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时期，市场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1635年，一位英商的船停靠在澳门。这位英商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国人获取白银的急切程度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并对他们“获取白银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表示难以置信。

    但来自国际市场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1634年后，菲利普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8月，两艘从阿卡普尔科驶往马尼拉的船在途中失事沉没，损失惨重。三个月后，西班牙和中国几年来政治经济间的紧张关系终于在菲律宾发展成公开的武力对抗。从1638年11月到1640年3月，据说武装精良的西班牙人在全岛屠杀了20000名中国人，毫无疑问这也导致了1640年和1641年马尼拉贸易的严重瓦解。

    无独有偶，1640年，日本断绝与葡萄牙租住的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之手，葡萄牙占领的果阿与澳门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

    16世纪80年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