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宦官，与市舶所在的三省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员，构成了朝贡贸易事实上的多头领导。市舶宦官以皇帝钦差身份常驻地方，来历不凡，口衔天宪，权势显赫。

    根据儒家伦理，经商是一种低等且有损荣誉的职业。作为士农工商末等的商人，与文人的身份、地位相去甚远，所以明朝也明令禁止王公及其后裔们由科举入仕或经商，这些人在破落后，宁可做文人、艺人，甚至为匪作盗，也不肯经商。

    他们的生活来源，也就是俸禄的筹集工作就落在了宦官身上。宦官，在明朝成为缓冲经商与儒家伦理冲突乃至皇帝与大臣体制裂痕的一道奇妙的隔板。15世纪初，皇室成员数量增长，国库不堪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由5万石降到1万石，宦官地位提高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英宗在位的正统年间以后，宦官势力膨胀，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插手地方事务，凌驾于地方当局之上，在贸易管理中具有统领全局的权势。到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史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

    由文蓝主编的《宦官的历史》一书详述了宦官在明朝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分量：

    明代宦官出任与经济相关的职务，更是数不胜数，主要有市舶司、盐税司、采办、织造、烧造。明初，设置广东、浙江、福建三口对外通商，设市舶司管辖，由宦官出任。永乐以后，市舶司由宦官出任成为定制，除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市舶司太监还能请旨节制、提督沿海军队，应对突发事变。明代皇庄设有观仓太监。草场亦由宦官管理。不仅如此，明代中央政府直辖的漕仓，初归户部，后亦加派宦官监督。明代初年，即委派宦官监督、核查各地税务……明永乐年间，还曾派宦官核查矿物。景泰年间，开采浙江、福建银矿，命宦官提督管理。

    美国学者牟复礼指出：“礼仪性的礼物交换以外的各种贸易和交换，至少在名义上是为了取得供皇室使用和享受的物品而进行的。这样，一切对外贸易都掌握在宦官手中，以皇帝私人利害关系的名义来经营，一般不受制于朝廷所制订的政策。”所以，由太监领衔的下西洋，其所代表的是由皇室统领和垄断的海外贸易，这与文官所代表的民生利益，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都懒于政事，像嘉靖、隆庆和万历三位皇帝，甚至一二十年不上朝，于是皇帝“批红”的大权被放到了太监手里。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负责用红笔批示处理意见是否可以执行，而掌印太监则负责复审、盖章，拥有太监中的“一号人物”之称，像刘瑾、冯保、魏忠贤等人就是司礼监中的佼佼者，他们可以说是权倾天下，用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话说则是，有宰相之实。

    就这样，司礼监实际上成为皇帝与外廷、内阁之间的政务枢纽。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受亲信太监王振的怂恿，御驾亲征。在王振的盲目指挥下，明军全军覆没，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被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至于他的财产，据清赵翼记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他珍宝细软更是无法统计。仅银子一项，就相当于明朝60年的国税收入。

    有关刘瑾的资产总量，历来说法不一，但作为明朝传说中最富有的宫廷太监，刘瑾成了道德范本中贪权揽财的典范，这是太监权力在明朝政治、经济领域膨胀的结果。

    在韩毓海看来，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与士大夫冲突最激烈的朝代，那时皇权与六部之间的冲突可用僵持来描述。朱元璋在位第13年时，废除了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宰相之位，这是中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