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斯身边。伊萨洛斯是个杰出之人，尤其是具有即兴答辩的罕见才华。雅典很快就把我征服了。我这个有点笨拙的学生，我这个生性多疑的青年，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活跃的气氛，那种快节奏的谈话，那种欢乐长夜里的闲逛，那种在探讨问题和寻求感官快乐中的无可比拟的方便。数学和艺术这两种类似的学问相继吸引着我。我还有机会在雅典听了列奥蒂希德的医学课。我本会很高兴从事医生这一职业的。其精神与我在力图履行皇帝这一职业时的精神没有原则上的区别。我对这门学问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它因为太接近我们而变得很不明确，变得容易发生迷恋和错误，但它通过接触直接的、裸露的东西又不断地得到修正。列奥蒂希德以最积极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他曾设想出一种很了不起的骨折复位水。傍晚，我们常在海边散步：这个博学的人对贝壳的结构和海泥的构成很感兴趣。他缺少实验手段。他对他青年时代常去的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实验室和解剖室，对舆论的冲突，对人们殚精竭虑的竞争感到遗憾。他为人冷漠无情，但他教我要喜欢事物而不要喜欢言辞，要提防各种客套话，要多观察少判断。这个不讲情面的希腊人把为人之道传授给了我。

    尽管围绕着我有许许多多的传说，但我并不太喜欢青年时代，既不喜欢自己的青年时代，也不喜欢别人的青年时代。就其本身而言，我往往觉得这个被大肆吹嘘的青年时代，就像人生的一个没规矩少文雅的年代，就像一个既不透明又无定型、既容易消逝又十分脆弱的时期。当然，我发现过一定数量的并不符合这一规则的有意思的例外，有两三个例外还非常令人赞叹，其中你本人，马可，就曾经是最纯粹的例外。就我自己而言，20岁的时候，我大体上就是今天这个样子，但我当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身上的一切都并不坏，但一切又都有可能变坏：好的或最好的之中就蕴藏着最糟糕的。一想到我对自以为认识的世界的无知，一想到自己的急躁，想到某种浅薄的雄心和粗鄙的贪婪，我就感到汗颜。必须承认这一点不?我在雅典勤奋地学习生活时，适度地参加了所有的娱乐活动。我感到遗憾的不是罗马本身，而是世界事务在其中不断地变化的那个地方的氛围，而是政权机器的皮带轮和传动轮发出的噪音。图密善的统治结束了。我的表舅图拉真在莱茵边关地区威名远扬，从而变成了一个深孚众望的伟人。西班牙部族在罗马扎下了根。同这个直接行动的世界比较，我微得可亲可爱的希腊外省似乎一卣昏睡在一种业已过时的陈腐的观点之中。我觉得，希腊人对政①治的消极，犹如一种相当低级的自暴自弃形式。我对权力的欲望，对在我们身上常常表现为追求权力的最初形式的对金钱的欲望，以及对荣誉的欲单(姑且使用这个美妙、热切的词儿来形容听到别人谈论我②们时的渴望)，都是无法否认的。在这种欲望中，隐隐约约地搀杂着这样一种感觉③：在许多事情上处于劣势的罗马，正在从要求它的公民，至少是属于元老院或骑士等级的公民，在熟悉大事的过程中重新获得优势。我甚至感到，关于从埃及进口小麦的问题的平庸讨论，都使我在国家问题上所学到的多于从柏拉图的整部《共和国篇》中学到的。几年之前，我还是个谙熟军纪的罗马青年的时候，我便觉得自己已觉察出，我比我的老师们更了解列奥尼达的士兵和品达的竞技者。我于是离开了干燥的、金黄色的雅典，来到了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披着沉甸甸的长袍的男人顶着二月的寒风在街行走。豪华和放荡失去了魅力，但在这里，所做出的最微不足道的决定都影响着世界某一部分的命运。而且，一个贪婪的、毫不笨拙的、一开始原以为只是服从粗俗的雄心的外省青年，在力图实现这些雄心的同时，不得不渐渐地失去它们，不得不渐渐地学会与人和事较量，学会发号施令，而且学会——说到底，这也并不算是太无聊——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