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不平。数年后跟散迪谈起此事时她依然怒气未消，此时散迪已做了修女，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她承认莫尼卡说的都是事实。叙述者说，甚至在大战结束后某一天布罗迪小姐亲口告诉她之前她就知道了。

    在这节引文中，读者被反复前后抛掷，进入许多相距遥远的时间点，抛掷速度之快令人惊异。有主要叙述时间点，大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当时的低年级女生正在就布罗迪小姐的爱情生活展开讨论；有高年级时间点，大约在三十年代，此时的罗丝已经以性魅力著名；有五十年代末的时间点，莫尼卡到女修道院看望散迪；有四十年代末的时间点上，散迪与被迫退休的布罗迪小姐共进茶点；还有一个未确定的时间点，即散迪发现布罗迪小姐确实在美术室被劳伊德先生吻了。

    她发现迪了这一点，是在高年级时，书中是在相当长时期以后才交待的。当时的情况是，布罗迪小姐在一次谈话中宣布罗丝将取代她成为劳伊德先生的情妇，因为她自己把一生贡献给了女孩子们。散迪觉得老师的自我中心思想太狂妄了些，这种思想既令人振奋，也有某种危险。“她以为自己是上帝，散迪这样想，她认为自己是加尔文教上帝，可以看到事情的开始和结束。”小说家当然也可以看见故事的开始和结束，但缪里尔·斯巴克暗示，二者是有区别的，即虚拟小说是有益的，而错觉是危险的—或者也可以说天主教上帝与加尔文教派上帝是有区别的，前者允许人有自由的意志，后者则不允许。小说中曾有一处描写到加尔文教的宿命论，即他们认为“上帝实际上为每个人都作好了安排，一个人还没出生便注定死前会碰到一个可厌的惊奇”。

    散迪要让布罗迪小姐的预言落空，于是她自己做了劳伊德的情妇，以此向老师挑战，使她不能控制别人的命运。后来，她又把布罗迪小姐出卖给了学校当局，告发她把另一名学生送到法西斯西班牙执行一项致命的冒险任务。所以在这段节选中描写布罗迪小姐的语句有“她让人出卖过”。散迪呢，尽管人了教，但似乎永远无法摆脱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罪恶感。作者描写布罗迪小姐“深身打着哆嗦”，这是因为她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境况很惨。但这段描述置于书中前少半部分的位置，以后交代的有关布罗迪小姐鼎盛时期的情况可以抵消人们先前对这一人物的同情感。

    时间转换在现代小说中非常普遍，但通常要么以表现意识流的方式“化入”对往事的回忆中（莫莉·布卢姆的内心独白不停地从一个时间段跳到另一个时间段，像留声机的选择系统在密纹唱片上的轨道间来回跳跃）；要么作为人物兼叙述者对往事的回忆，这种方式较为正式（例如，福特小说《好兵》中的都威尔）。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恋情的结束》是运用这一方法的典范，不愧出自名家高手。小说叙述者本坠克斯是个职业作家，他在叙事一开始时遇见萨拉的丈夫亨利。数年前本坠克斯与萨拉产生过恋情，后来萨拉忽然中断了这段恋情。本坠克斯原以为她又有了新的情人，因而至今依然心怀怨恨和嫉妒。当亨利透露他怀疑萨拉有不忠行为时，本坠克斯便非法雇佣一个侦探去侦察萨拉的秘密。侦探找到的只是萨拉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与本坠克斯的恋情，其中透露出的她忽然中断这一恋情的动机完全出乎本坠克斯的意料，而且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她是为了宗教原因才改变这一切的。所有这些情节发展由于叙述时打破了正常的时间顺序，显得更加可信，更富戏剧性。

    缪里尔·斯巴克把经常性的时间转换与第三人称单数叙述者的口气相结合，这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策略，即提醒读者注意文本的人造机构，不使读者“迷失”在虚拟故事的情节中或中心人物的心理深处。库特·冯尼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宰场》（一九六九）是另一个鲜明的例子。作者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