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那么他就得向蒋介石效忠听命，继续拼力，参加反革命内战；其三是，如果人民解放军渡江而过，解放全中国，那么他就率部起义，跟共产党走。这些情况表明了卢汉对蒋介石政权还抱有一定程度幻想，对人民革命的本质更缺乏认识，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何去何从，还在犹豫不决。

    1949年3月，中央决定从起义滇军军官中挑选一批派回云南，做卢汉及其部属的工作。60军起义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0军，张秉昌做了代理参谋长。由于张与卢汉关系较深，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回云南做卢汉工作，行前有关领导给他布置任务，要他向卢汉说明目前在卢面前有三条路可供选择：一是跟蒋介石逃台湾，最后被蒋抛弃；二是逃出国境当“白华”(十月革命后一批敌视革命的俄国人逃离苏联，被称为“白俄”分子，故此引伸那些敌视中国革命而准备外逃的人为“白华”)；三是走曾泽生、潘朔端起义的路。我们希望卢汉选择起义这条路。5月，张秉昌回到昆明，向卢汉传达了共产党的意见。7月，卢汉委张任保安11团团长，9月升为师长。在张之后，党组织先后从东北起义滇军或被俘军官中，派回团以上军官五十多人，卢汉对这批军官一一作了妥善安排。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这批军官回来，对促成卢汉起义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被解放，南京政府及其政府官员逃到了广州。蒋介石垂死挣扎，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力量已经进抵湖南边界，若再发动进攻，即可抵达云南了。卢汉认为，蒋介石政权失败，全国的解放只是时间上的早晚。同年8月，国民党的元老派、军政界赫赫有名的程潜和陈明仁一同在长沙发动了起义。他们起义后，获得优礼有加的待遇。南京的解放，使卢汉心惊胆颤。蒋介石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击，他指挥的滇军更经不起解放军的打击。湖南和平起义，对他是个鼓励。他再不能在歧路上徘徊，要仿效程潜发动起义。

    “九九整肃”

    蒋介石原本对卢汉就不太放心，现在形势对自己来说又是急转直下，已成树倒猢狲散之势，就更增添了几分对卢汉的疑虑。为了稳住卢汉，为自己找到二块最后的反共基地，蒋介石对卢汉采取软硬兼施、打拉结合以拉为主的方针，引诱卢汉继续为他卖命。从1948年12月到卢汉起义前，蒋介石让亲信张群四次飞来昆明，拉扰卢汉，1949年7月和12月，蒋介石两次电召卢汉妻弟龙泽汇到重庆面谈，并当场升龙为军长，以示信任、亲近，企望龙影响卢汉；7月和8月，蒋经国、蒋介石先后来昆明“视察”均下榻卢宅，以示亲近，宠信有加；9月，电召卢汉赴渝，开始卢有顾虑托词不去，蒋以大兵压境和让张群出面担保无事，迫卢赴渝，蒋以隆重仪式欢迎，并委卢汉为云南绥靖主任，允将保安团扩编为两个正规军，把在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赋予卢汉，交换条件是按蒋特机关要求在昆明进行“整肃”。

    根据蒋介石的密旨，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周养浩及沈醉等相继抵昆，迫使卢汉抓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数百人，制造震惊一时的“九九整肃”案。他们提出二百多人的名单要卢汉执行枪决，妄想通过这—手把卢汉推入自绝于人民的深渊，断绝卢汉向共产党靠拢的道路而只能跟着蒋介石跑。

    9月6日，卢汉被迫飞抵重庆。蒋为消除其顾虑，达到拉拢卢汉的目的，答应云南问题全权由卢汉处理。委任卢汉为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掌管国民党在云南的军警宪特的指挥权；准其将现有的保安团扩充为两个军，许诺给予一笔拨款和武器装备。交换条件是，要卢汉镇压云南革命力量，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调集地方部队74军、93军、配合国民党第8军、26军、89军向“边纵”和游击根据地进行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