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方面来说，为写这部书，我个人也已经准备得很久很久了。我想我是准备了一辈子。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忧患意识与“不可名言”

    记者：作为历史小说的作者，如何处理历史与文学、虚构与史实的关系向来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被诟病。

    刘和平：我觉得在这部书中，我完成了“两个突围”：对于传统模式下小说的叙事方式的一种突围；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突破所谓史实的约束的一次突围。

    史学研究是落在“研究”两个字上，或者说历史考证是落在“考证”两个字上，而文学创作是落在“创作”两个字上。试想一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你不允许它创作，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历史题材的小说和戏剧、电影都面临着一种困境。尤其是历史剧，它还不同于小说。在小说中作者可以跳出来发言，甚至直接把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转换成文学语言表达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所谓的“缺乏历史真实性”的问题。可历史题材的戏剧、电影就不同了，它要求人物自己说话，这样一来，一度创作的作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编剧，他在面对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又要构建戏剧性这两方面的要求时，就带来了永远难以妥协和互让的矛盾。其实这个矛盾在几百年前就已得到解决。最著名的是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的出现是对文史不分的一种突围，就是在文学眼中的历史终于有了独立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取得花了中国几百年的时间，是通过无数代人的努力所完成的。包括宋代的说唱艺术，元代的戏曲，在中国民间通过多种文艺形式，说唱后世无数人心目中的历史。到了明代才水到渠成，先是出现了，然后是，直接冲击官修史学。今天有一些观点，认为说的就是当时一种完全正统的思想，但很少人从里面读出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深深怀念着汉民族的最后一个英雄时代。可以看出生活在明朝的那些汉人，对曾经的汉人群星璀璨的时代的再出现，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呼唤，所谓汉、晋，不过是一个表象。

    我自认是最后一代汉人，在今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河文化（指农业文明）逐渐走向海洋文化（指商业文明）的时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否认自己原本是从大河文化，也就农耕文明中来的。克罗齐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转型时期，我们这个民族在逐渐丢掉几千年来大河文化留给我们的历史精神遗产，包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深入骨髓，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许多中华民族的传人不愿看到的。这就出现了近几年呼唤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思潮。

    当一种新的思潮来临的时候，你进入其中，并且用作品来表现这种思潮的时候，它本身承载了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因此作品一出来，就一定会得到强烈的共鸣。我2005年3月开始写，电视剧2006年3月开机，2007年1月播出，运作速度之快在行业内被称为奇迹。我其实心里很明白，这是因为人们呼唤某个东西已经够久了。

    记者：也就是说选择嘉靖朝最后五年作为的历史背景，您的创作初衷源于文化转型时期的忧患意识？

    刘和平：只写到嘉靖之死，我还会写一部《大明王朝1587》来讲后面的事情。是这个题材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这个题材。就像是选择了罗贯中，而不是罗贯中选择了。当然，我不能跟罗贯中比，我说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我写这本书也是因为海瑞引出来的。最早是海南省和海口市的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请我去，希望我写海瑞，宣传海瑞。其原因之一是某中央领导在视察海口时打破行程，专门去凭吊海瑞墓。海瑞的精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