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代历史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代，前有蒙古人的入主中原，后有满洲人入继大统，明代即想恢复汉唐威仪，又延续了宋代理学思想，但非常吊诡的是，明代也是中国吏治最败坏，价值与信仰崩盘的时代。“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姦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在最黑暗的时代，光明俊逸的知识分子就有伸展空间，但也因为政治舞台只不过是极权主义的布幔而已，中国就产生不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式的历史人物。

    集中于两位关键主角，一是嘉靖皇帝，二是海瑞，政统与道统的相互扶持与碰撞，迸发出一段令人铭感于心的历史悲剧与教训。哪怕四百多年以后，嘉靖与海瑞仍然对我们发出无声的叹息：历史既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也是永不间断的争论；读史的目的就是“回顾过去，掌握现在，瞻望未来”，我们从历史的后视镜重新调整方向，思考如何迈出人生的步伐。

    海瑞的确是性格古怪的模范官僚。他出生于穷乡僻壤的海南岛，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抚养长大，考功名只有举人资格，四十五岁出任淳安县长以前平实无华，只做到福建地方教育主管，但由于中央政府、浙江省政府的土地、水利政策，海瑞被吸入了磁场中央，成为明代吏治一个象征与典范。

    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治吏甚严，奉行“俭以养廉”传统，官僚薪水入不敷出，只能依靠“常例”补充生活费与办公费。正如台湾俗谚：“严官府，出厚贼”，明代法律愈苛刻严密，官僚走后门、官商勾结、贪污腐化问题就愈严重。海瑞满脑子尧舜之治、孔孟之道、大明律例思想，个性狷介、刚正、坚毅，但又顽固、不近人情且不知变通。海瑞的坚持道德观念、言行一致令人佩服，即使张居正都尊称他为“国之利器”；但正如刀之两刃，海瑞的食古不化、毫不通融妥协也令人害怕。海瑞罢官时说出：“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他把自己置于与所有官僚都对立的状态了。

    海瑞的石破天惊之作是在一五六六年（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主事以后，提出流传千古的“直言天下第一疏”，先把嘉靖皇帝大骂一顿：“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然后海瑞引经据典要嘉靖自我省思、奋力治国，“此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依据海瑞的世界观，只要皇帝正心诚意就可修齐治国，这是典型的人治、德治，与西方民主理念的“人性皆恶”、“监督制衡”的法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

    嘉靖阅完“骂皇帝疏”，心中大怒要置海瑞于死地，但宦官黄锦直言海瑞“素有痴名”、早已备妥棺材与妻儿诀别；嘉靖盛努以后默不作声，在未来数个月反复再三研读此奏疏，“感动太息”，心中有了慈悲之心，下不了决心杀有志殉道的海瑞。这就是极权主义下的道德抉择，极权君主嘉靖毕竟是修道中人，仍有其人性光辉一面；将圣王之道内化的海瑞，不懂人情世故的“潜规则”，一心想落实圣贤理念，也造就了他成为“千古名臣”。嘉靖与海瑞的意志对决背后，应是两人的惺惺相惜，无怪乎嘉靖死时，海瑞狱中闻讯“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

    嘉靖掌握军国大权却成为虚无主义的修士，二十多年不上朝；海瑞满怀高超的道德理念却跃身于滚滚红尘，数度沉浮，罢官终老。本书作者刘和平先生形容“一个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个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他们互相懂得”，实为中肯之论。海瑞不能成为马丁路德式的宗教改革家，也无法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家，但海瑞就是海瑞，在极权主义的高峰期与黑暗贪腐时代，历史家黄仁宇形容“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透过这本精彩生动的，我们倾听到海瑞的心跳，也受到他的精神所鼓舞，我们依然不畏不惧地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