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仍然深深感动着我们，为何不宣传海瑞呢？这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社会思潮的呼唤。

    当农业经济转为商业经济时，要永远记住民族精神不能丢，人们不能过于趋利、趋乐。须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记者：在历史小说里，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人世感悟最后都要通过文学手段来表达。

    刘和平：最伟大的史书是史诗而不是其他，这个史诗不是指狭义的史诗。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说史以外，写历史的人还要用文学赋予历史以精神。

    我很清醒地知道到我是在进行文学创作，用文学手法表现历史题材，创作者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传历史之神——这就是我的追求。在文学创作者那里，最后只剩下一个真实，就是“心的真实”，这是终极真实，而不是所谓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达到了这个真实，读者就不会斤斤计较于历史，他宁愿相信，作者笔下的人物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就是嘉靖、就是海瑞。

    怎样摆脱历史对文艺作品的束缚这是一道门槛，其实用道家的智慧，这个门槛会一下跨越。老子思想中有一个核心话题是“不可名言”，不要去说它是什么，而去说它不是什么。比方说嘉靖，不要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但可以去说他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不要去说严嵩是一个大奸臣，可以去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首辅。

    关于嘉靖和海瑞：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

    记者：前面聊了不少“道”的层面的东西，现在谈谈技术层面的事吧，对读者来说，更关心的可能还是一些具体的问题。特别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作者免不了要被问及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话题。

    刘和平：其实我不太愿意把我的历史观点说给读者和观众。有媒体让我向对明朝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推荐一些我认为不错的书，我的回答是我不好推荐大家去读什么书。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如果说真的对历史感兴趣，那么就去书店翻一翻，翻到哪本书觉得有意思了，就去读哪一本。任何人的建议都是一种干扰。但既然我们在说《大明王朝》这本书，这些肯定也要谈的。你问吧。

    记者：我记得钱穆《国史大纲》解读明史一章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云，“有明一代政治之坏，自高皇帝废宰相始”，据钱先生分析，明代为中国历史政治的转折时代，自此中国历史方自“尊师相，抑君权”之传统士大夫政治真正进入帝王专制时期，其中所产生的流弊远播后世。您怎么看待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以及所凸显的历史问题？

    刘和平：我用四个字来概括一下吧。明朝人特别是我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的人都生活在“困境人生”之中。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到了明朝，几乎达到一个顶峰，最严重的问题是“朝廷不分”、“家国不分”。

    记者：全书开头就写廷杖大臣。

    刘和平：我就是想用廷杖这个细节，几板子打出明朝王权主义到了极致的本质。“家国不分”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这可能和明朝开国皇帝的身份有关。凡是平民皇帝夺得天下，“家天下”的感觉都要比贵族社会强烈。明朝有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因为只要是封建体制，就离不开使用文官集团来统治偌大的农民国家，可朱明王朝除了隆庆外，其他皇帝都心理扭曲，“反智”、“仇富”得厉害。

    记者：可隆庆只在位6年。

    刘和平：这是很可惜的事，而且后人对他的一生有一个错误的评价，认为他懦弱、无能，只知耽于酒色，我在书里写的裕王也就是后来的隆庆不是这样的。

    明朝的分封制从朱元璋始，全国各地的藩室宗亲都拥有大量财富，而最大的经济利益即得者就是皇帝，王权操控经济的现象到了极致。尤其是我书中所写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