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朝廷定的，命令是朝廷下的，他只能奉命行事；即使手拥重兵，他也只是皇帝所操纵的偶，没有自主权的。

    “朝鲜自民间的义军起后，牵制日军，日军已显疲态，应该一举予以歼灭——建州女真大败九部联军，声威大振，隐隐有一统之象，应该趁其羽翼未丰，一举予以歼灭——”

    两个“一举予以歼灭”的“应该”交错在他的脑海中不停的起伏，但是，这都只是空想而已，在现实中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无论是因为自己打了败仗，还是朝中的政争，甚或万历皇帝的心里——是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那就是自己已无权过问这一些，而必须乖乖的泰命回北京去了。

    对朝鲜的援助有“有始无终”之憾也好，对辽东的情势忧虑也罢，都已是他个人的“的心事”了，决策权不在自己手里，才是问题的关键。

    但是，到了全军返京的前一天，他苦闷了多日的心情却突然开朗了——苦了几天之后，他想通了：“我既无权作主，何不索性抛开这些想头？朝廷既然主和，便会有主和的做法，何须我再苦战？辽东关我何事，何须我苦苦思虑？”

    这么一想，心情就拨云见日了，思考的重点也就转向了、集中到了自己的前途与利益上——他开始谋思回京后的自处之道，如何在北京的官场中混得再上一层楼。

    “什么朝鲜、辽东的，万岁爷既不爱听，我何必多讲呢？既不用讲，我又何必多想呢？”

    多日来积极压在心口上的那块大头石被抛开了，他登时就觉得轻松愉快，像换了个人似的带着队伍踏上返国的归途，一路上开始算计起北京的官场。

    但是，他毕竟是个带兵打仗的武将，对于文臣间的文斗方式虽有耳闻却还是隔了一层；没有亲身经历过，总不免“想得天真”——北京的官场比他想像中的难混多了。

    出任内阁首辅还不满一年整，王锡爵就已经弄得身心交瘁、焦头烂头了……

    他本是个个性刚强、容易负气的人；年轻的时候，做官、做人都很有原则，在张居正主政期间，尤其有特殊的表现——他是嘉靖四十一年会试考第一名的会元，廷试上得到了第二名的榜眼，因而授编修职；到了万历五年他以詹事掌翰林院，张居正夺情，在满朝一片阿附、赞成声中，独有邹元标、吴中行、赵用贤等几个上疏反对，却因此而被处以廷杖之行；他发动了朝林院里的十几人一起去找张居正求情，张居正不肯接见；他单独到张居正的丧次求见，当面向张居正陈说不能为了私事而杖责大臣，张居正不理他，根本不让他把话说完就迳自退入了后堂；吴中行等人还是受了杖刑，他不顾得罪张居正的后果，当场就放声大哭了起来；第二年，他任礼部右侍郎，张居正返乡治丧，九卿上疏请急张居正还朝，他偏不肯签名，干脆以“省亲”的名义避开了。

    而这些“独具风骨”的表现，使他在名誉上占了许多便宜，而且在张居正死后成为他在官场青云直上的雄厚资本。

    十二年的冬天，他家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位子仅在申时行和许国之下，为三辅。

    入阁之初，他和申时行、许国都相处得很好，三个人都是南畿人，是同乡；他和申时行更是会试同年，别有一番情谊，合作起来相当愉快；只是，日子一久，三个人都在官场混久了，“真我”的成分分别减少，“假我”的成分分别增加了之后，好友、和谐的关系才起了变化，终而酿成了三个人之间的内斗。

    申时行所最为人诟病，也是为他所不满的一点是乡愿；曲从万历皇帝的意旨，不敢据理力争；包庇失职的官员，不肯严格执行考格——那时，每天都有人在背后怒骂申时行，包括他自己在内。

    但是，现在他自己出任首辅了，才短短的几个月，他就已经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