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抗日根据地军民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所进行的平汉、白晋铁路和邯长、武沙公路的破击战，以及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破击战等，都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由于日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确定了在华中、华南以发展为主的方针。华中新四军大力向江北发展，取得了开辟苏北、豫皖苏边、豫鄂边和皖东等重大胜利。在华南，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也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开辟东江、琼崖和珠江地区的胜利。在1938年10月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仅抗击了58％至62％的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和全部伪军，粉碎了日军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100次，作战1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而且使自己和抗日根据地获得了大发展。至1940年底，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多。敌后战场己变为与日军作战的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已发展为抗日的主力军。

    四、八路军、新四军运用游击战，胜利地渡过了敌后战场的最困难阶段

    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在这两年间，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其主力于中国共产党领寻的一切抗日根据地的周围，实行所谓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进行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其中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大“扫荡”达27次，并继续进行“蚕食”和封锁，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在华北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在华中进行“清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多次制造反共军事磨擦。由于敌顽夹击和严重自然灾害，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至近40万人。

    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也是抗日游击战争由量到质的转化时期。从活动范围来看，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战场是缩小了，但从内容来看，游击战争却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了。在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提高了。

    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根据地军事建设和精兵简政的指示精神，普遍实行“精兵主义”，精减主力军，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即以不少于1/3的主力军下放给各军分区，独立团，游击支队或县大队作骨干，以提高地方军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军，在主力军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其对本地区的地形熟悉，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优点，创造出了合乎本地区游击战的作战形式，诸如地道战、地雷战、交通破击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这对于打破敌之“扫荡”、“清乡”、“蚕食”和封锁，巩固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这种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实行人民战争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在战争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军民一体、军政一体，出现了抗日游击战争史上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最丰富多彩的人民战争局面。

    为了打退敌人的“蚕食”，改变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敌进我进”，即向“敌后的敌后”进军，在敌人的心脏地区开展格子网中间的游击战争。八路军充分发挥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惩冶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领导人民进行灵活巧妙的斗争。由第129师首创的武装工作队是在反“蚕食”斗争中涌现的一支革命轻骑队。“武工队”以正面推进，打击敌人的碉堡为目标，这是打退敌人边沿蚕食的中心环节；深入到敌人的侧背后，把敌占区变成游击区；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伪军，对群众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斗争。“武工队”及其广泛有力的战斗活动标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