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郑洞国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我没有亏待过你们。你们今日为什么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龙国钧知道了郑洞国的态度后，就未敢坚持请郑洞国去开会，急忙退出。这样，新七军希望郑洞国领头起义的计划落空。

    可以算是意外，也可说是必然，就是这时，由于一个记者的好意，将新七军的想法促成了现实。17日的晚上，和郑洞国十分接近的一个名叫杨治兴的记者到史说家做客。杨问史：“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否有意率领新七军退出国共间的战斗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问杨：“郑司令官意下如何？”杨说：“有此意，他不便明说。”事后得知，郑洞国并未授意杨治兴前来与史说谈话，但史说却认为这是郑洞国有意派杨治兴来间接表态的。18日一早，史说就派出新七军的炮兵指挥官王及人等三人出城，与围城部队接触。我军要新七军派出正式代表进行正式谈判。

    当天晚上，史说在征得军长李鸿的意见后，派出三十八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编六十一师副师长宁伟等五人为正式代表出城，我围城指挥所派解方参谋长为我方代表，双方进行了正式谈判。

    经过双方代表的谈判，共同认为，新七军现今要按起义的要求处理各种问题，有很多困难（主要是新七军主力三十八师是孙立人的老部队，不少军官对孙立人颇为迷信。这时孙立人已去台湾，如果要宣布起义，可能会发生动乱），只能以放下武器投诚的形式。双方还就放下武器之后若干问题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当双方代表签字之后，长春和平解放就已成定局了。

    18日夜，东北局向中央报告了新七军愿意放下武器及我军处理有关问题的具体意见。

    19日，按照双方商定的方案，我军进入长春接管新七军防地。包括曾有“天下第一军”之称的三十八师在内的新七军完全按预定方案放下了武器，交接十分顺利（长春解放以后，新七军被分批送往各地整训，不少人参加了我军的队伍，其中的一部分炮兵立即被编入我炮兵部队，参加了辽沈战役以后的战斗）。

    这时的郑洞国还在他设在银行大楼的司令部里，身边就只有副参谋长杨友梅和一个特务营，何况连杨友梅都是主张放下武器的。当杨友梅将最新的情况告诉郑洞国时，他完全绝望了，也完全垮掉了。因为他这10万大军未能打过像样的一仗，就这样被困死了，被拖死了，且一块一块地垮掉了。作为一个打了几十年仗的黄埔一期学生、职业军人，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到此时，他仍然拒绝杨友梅关于放下武器的劝告，而是向东北“剿总”卫立煌做了如实报告。这时，他的老上级、老同事杜聿明已经又一次被蒋介石派到沈阳来收拾残局。杜聿明到沈阳后，就用电报通知郑洞国，说准备派直升机到长春来接他出去，问有没有可供降落的地点。面对这封电报，郑洞国只有苦笑，因为长春城中已经完全由解放军控制了。所以，他给杜聿明回了一电：“已经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相报。”

    郑洞国有两点未曾料到：（一）杜聿明的电报是秉承蒋介石的意见发出的，可是当时沈阳并没有直升机，就是有，驾驶员也不敢在除了银行大楼之外全城都已被解放军占领的情况下在长春降落，所以杜聿明自己都说这封电报“是自欺欺人的一种骗郑洞国的花招而已”；（二）他和杜聿明是还会见面的，而且同处的时间不短，不过那是在以后的战犯管理处。

    对于新七军这种既不是起义，又不是投降的按放下武器方式投诚过来的一个军，很多重要问题应当如何处理，说实话，当时我军真的还没有什么经验。为此，东北局在研究之后，在19日做出了以下决定并立即上报中央：（一）仍以解放团的名义组织起来；（二）所有政工、特务人员单独组织，愿走者将来可以送走；（三）对郑洞国等人以礼相待，争取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