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郑洞国在10月16日夜间第一次从六十军暂编五十二师副师长欧阳午的电话中得知六十军起义的消息时，他就已经明白了长春的前景是多么的不妙。他除了向卫立煌报告之外，根本拿不出任何办法。当第二天早上曾泽生派政工处长姜弼武给他送来劝他一道起义的信件时，他出于作为蒋介石亲信的立场，当然不可能同意。但在当时的围城现实中，他又无力进行阻止，只能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所以，他对姜弼武说：

    “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可是下一步怎么办？他心中无底。曾泽生率六十军起义之后，长春城中就只剩下了一个新七军。郑洞国在无奈之中，只好将新七军的师长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研究对策。谁知会上竟是一片沉默，只有蒋介石派来的两个督察官和军统特务头子在会上说空话，表示要到长白山打游击。

    17日晚上，郑洞国接到曾泽生给他的电话，这是曾泽生离开长春时最后一次给他的电话，并告诉他说是解放军代表要和他谈话。在电话中，我方的刘浩对郑洞国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希望你多考虑，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郑洞国回答说：“既然失败了，除战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郑洞国拒绝了我军的最后一次争取。

    据《周恩来年谱》一书记载，当中央在17日17时得到东野总部的电报，知道六十军已经起义，我军正在“逼郑投降”时，周恩来认为对郑洞国还可以做最后的争取，因为如果郑洞国这个黄埔一期出身的将领能够起义的话，会对整个黄埔系的国民党军人产生不小的影响。当天晚上，周恩来给他的这个当年的黄埔学生写了一封亲笔信，用电报发到长春前线。周恩来在信中说：

    兄今危处孤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革命，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

    遗憾的是，这封电报由我围城部队抄写之后，在我军进入长春时交给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要他立即面交郑洞国。史说派一个参谋去送。由于当时郑洞国的司令部还在进行抵抗，秩序很乱，这个参谋就未能进去送信，也未能向史说报告送信结果。待史说知道时，已经为时太晚。所以，这封重要的信件郑洞国未能看到。

    这封信，郑洞国不知道，但此时他认为，最可靠的新七军也可能在寻求自生之路了。

    新七军的军长李鸿患病，军务由副军长史说代理。史说和军参谋长龙国钧眼见全军覆没的时候快要到了，为了保全全军官兵的身家性命（当时新七军还有3000多名伤员和1000多家属），只有起义或者投诚。

    新七军是由新一军分出来的，算是蒋军嫡系，他们觉得应当听郑洞国的，和郑洞国一道行动。郑洞国不发话，他们总觉得不便首先采取行动。史说和龙国钧在与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商议之后，决定去请郑洞国到新七军来参加营级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大家恳请郑洞国为了大家的身家性命，带领大家起义。为了顾全郑的面子，对外就说是受了新七军的胁迫。可是，当17日下午龙国钧到郑洞国处请郑到新七军开会时，郑洞国不但不愿去开会，反而厉声斥责龙国钧说：“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史说和龙国钧过去在印度新一军时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