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发宣言或通电，但不勉强；（四）让郑洞国和曾泽生等都来哈尔滨；（五）暂由军政大学抽调一批干部进行组织运送工作。上述意见报经中央后，中央在20日就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根据上述决定，我军一直未向银行大楼发动进攻，而是再次通过杨友梅给郑洞国做工作。杨友梅希望郑能尽快改变顽固态度，以免银行大楼被炮火进攻所毁，以保全郑洞国的性命。可郑洞国就是不肯。20日下午，杨友梅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请我军给一点面子，在21日早晨让他们的特务营象征性地打一阵枪，做出一个经过抵抗的样子，然后特务营就投降，我军再进银行大楼，对外宣布就说郑洞国是在抵抗中受伤被俘。我军进入银行大楼谈判的独立九师朱政委将这一意见向上级报告之后，上级还真同意了这一罕见的作战方式，真给了郑洞国一点面子。不过，由于后来郑洞国的确是连一点皮毛都未伤，所以我军在对外宣传中一直未说过他是“受伤被俘”。

    21日早晨就要当俘虏了。郑洞国在20日这最后一天当国民党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兼吉林省主席的日子里，悲从中来，思绪万千，百感交集，通宵不寐。这天晚上，长春城中一片宁静。他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诀别的电报，值得一读：

    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

    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己。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唯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职郑洞国。10月20日23时。

    我们读了这封电报就可知道，为了在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军界面前落一点好名声，郑洞国在这里说了很多谎话。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蒋介石的一批平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天子门生”中，郑洞国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在最后还能忠于蒋介石的为数不多的陆军中将。

    当郑洞国把这封电报发出之后，已是凌晨。按照我军与杨友梅已经达成的默契，在凌晨4时，银行大楼外响起了好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很像是我军向着长春城内国民党军的最后据点，也是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银行大楼发起了猛烈“进攻”。可是，这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战史中绝无仅有的、名副其实的一次“假打”，国共双方的真枪实弹（这其中基本上都是郑洞国的特务营放的）全都朝着天空，“战斗”结果，双方无一伤亡，特务营的400多名官兵全部放下了武器。唯一的例外，是被我军司令员萧劲光派去接郑洞国的潘朔端所坐的汽车在大街上行驶时，司机被流弹所误伤。

    大街上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郑洞国在大楼的地下室中也到了要“成仁”的时刻。当他为自己找不到武器而正在着急时，早已准备好的卫士已将他团团围住，拥到了一楼大厅，而由潘朔端带来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此恭候。郑洞国到此时还能有什么说的呢？他只得被押上汽车，送出长春。

    值得一提的是，三天以后，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如下消息：

    中央社沈阳23日电：据悉，孤军长春之东北“剿匪”总部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郑洞国将军，自市区战起，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