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两天前她和他还按计划顺畅地交谈过呢。再打一次，另一端，电话机愤怒地跳起来。她对着话筒说道：“亲爱的，亲爱的，”她感到声音悄悄在颤动，呼出一口气，镇定一下。她说：“我在家里，等着你给我打电话。我不能去里约了。

    听清楚了没有？我去不成。相反，如果咱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面，那会让我非常快活。我需要你。我爱你。”

    她刚挂上电话，有人敲门。真奇怪！在这个家，孤独一向是永久性的，孤独是常规，因此门铃的响声吓了她一跳。

    惟一来访过的人，就是卡马格，一两次而已。通过门上的窥视孔，她认出那是邮递员：身穿蓝色制服，上面绣有黄色交叉字母。一切陌生的东西都让她觉得是死亡的前兆。不仅是因为两天前的夜里有人传染给她性病；而且传染给她恶性妄想狂，一种她不知道如何隐藏的脆弱本能。

    她问邮递员：“你要干什么？”

    “送电报。”一个坦率、正派的声音回答说。她怎么能猜得出是不是强奸犯又回来了呢。

    “从门下塞进来吧。”

    “需要签字。”

    “塞进来！看了以后，我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