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又躲不开，好像是个记忆中的蜂房正慢慢打开，成千上万的工蜂不停地劳作着。这是某种疾病的种子在颤动，在成长，是一只凶狠的蜂王，它飞得越高，死得越痛苦。

    她喝水，喝了又喝，仍然不解渴。她盼望赫尔曼早点醒来，快快回信，因此磨蹭到八点一刻才出门去化验室。她可真傻啊！她没有意识到波哥大比布宜诺斯艾利斯早两个小时天亮；赫尔曼有可能一直工作到黎明。更糟糕的是他出差了。但是这不可能。如果雷伊娜没有算错，明天两人应该在里约相会；他不可能同时飞往两个方向。除非他提前行动了，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巴西，正在等候她呢；可如果是这样，他一定会打电话给她的。电话录音里只有斯卡迪的呼叫，责备她为什么不去上班；还有恩索。马埃斯特罗有礼貌的提醒：“哎呀，小姑娘，小姑娘，你钻到哪里去了？”

    无论化验室还是妇科医生都证实了她担心的事情：袭击她的男子患有各种性病。

    四周到六周之后才可能告诉她是否是hIv 阳性反应。通常情况下，发病在先，病象在后。

    医生给她开了抗生素胶囊；从现在开始——医生强调说：马上！——雷伊娜必须服用抗艾滋病的鸡尾酒式的药物。

    医生提醒她说：“您可能会有继发性反应：贫血、焦虑、低烧。”

    “今天晚上我得去里约。”雷伊娜说道。

    “想都不要想！几个月之内，您必须忘记旅行的事情。

    您需要有人在旁边照顾。您发生的事情是严重的。““大夫，有人在里约等着我呢。他飞了几千公里要看我啊。”

    “既然他能去里约，那就能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很有可能我们必须多次进行化验。”

    “如果不管怎样我去旅行呢，那能发生什么事情？”

    “不知道。我不能猜测。雷米丝小姐，您遭受到的性侵犯来自一个病重的人。

    您想想会有怎样的后果吧。”

    “这事还要拖延多长时间？”

    “幸运的话，还要几个月。”

    “我从来不走运。这样的话，要多长时间？”

    “也许一辈子。”

    她恨那套单元房，现在她得回去。她恨楼梯的镀铬栏杆、静悄悄的电梯、死尸一样灰白的墙壁、冷冰冰的房间、镜子。她恨楼下街道空旷的气氛、平安无事的黑夜压迫，只有不幸除外。她可以呆在大草原的露天里，一切都比这座城市的核心来得纯洁；城里的白天有一种实际的生命活力，夜里是真正死亡的压力。但是，她现在不能离去。她也没有地方可去。母亲会对她说：“我们为了照顾你、教育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能这么想呢？难道我们的家不也是你的家？难道你不喜欢礼拜天跟你父亲去农场？不喜欢骑上那匹专门为你喂养的枣红马？”雷伊娜一想到回老家，她就害怕起来，其恐惧程度超过疾病和贫困：不能独立自主，回归到少女状态，回到一切都要顺从的修道院去，回到遵守女院长的严厉规矩的生活去。平坦的天空之上，惟一的主宰者是上帝。思想自由之火熄灭了：不许思考什么孪生的救世主；不许思考一个根据女性原则创造的世界；不许思考穷人终将战胜有权有势的人们。

    没有自由，就只剩下了不满与不幸；她不再是她做主，而是一切服从母亲。不行！

    必须赶紧回那个她仇恨的单元房去，因为就在那个她很想摧毁和烧掉的床边，有电话；赫尔曼会打来的，如果他还没有打过来的话。

    录音电话上的小灯表明没有信息。雷伊娜拿起话筒检查一下线路是不是正常；她不耐烦地拨了113 ，里面有个单调的声音播报着时间的呼吸：十一点，十六分，四十秒。出什么事情了吗？难道赫尔曼还在睡觉？应该坚持打下去。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