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留广州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西洋人感慕圣朝德化，先后前来中国，就广东而论，未有生事犯法之处，于吏治民生无甚大害，亦无裨益。唯一旦尽送往澳门安置，该处滨海地窄，难以聚居，亦无各本国便船附搭，广州省城则每岁洋船聚泊。应将原住广东各堂及各省送到之人，视其年力壮健及愿回西洋者，遇有本国船到，令其搭回。如年老有病及不愿回者，听在广州省城天主堂居住，不许复往各处行走。倘不守本分，招致男妇，行教诵经，治罪逐回。”雍正帝见折后交礼部复议，礼部同意广东的意见，经雍正帝朱批“依议”后，发给广东督抚执行。

    李侍尧接见蔡逢源后，同幕友一道喝早茶。李侍尧三言两语说起同蔡逢源交谈的内容，要幕友们就事论事。

    刑名师爷蒋德华道：“两朝禁教风暴，本应处在风暴中心的广东却风平浪静。前任督抚的做法尤其值得借鉴。”

    蒋德华说起雍正二年粤督孔毓珣给世宗帝的奏折：“其时，各省督抚众口一词列数传教士罪状，惟有孔毓珣为西夷说好话，说西洋人感慕圣朝德化，在广东未发现生事犯法，对吏治民生既无大害，也无益处。老朽以为，其他行省夷人生事犯法，无非是传教惑众。这种情况，广东甚于其他各省，孔毓珣却闭口不谈。致使广州一时教士云集，年壮者乘船回国，年迈者留在广州，会不会继续暗中传教，只有天知地知了。”

    蒋德华继而谈起乾隆十一年禁教风暴。是年六月二十六日上谕令“各省督抚等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实心查拿。”各省督抚闻风而动，严饬州县地方官查禁。蒋德华拿出一卷纸：“老朽翻遍公牍邸报，各地查禁夷教捷报频传，先后有洋教士、教民落入法网，有的地方没逮着人也查到信教之物。禁教风暴到乾隆十九年才近尾声，各地遵循圣意，视罪行轻重判洋教士死刑、长期监禁、驱逐出境。国内教民或斩首，或刺字发配、充军伊犁，或迫令其自首改教。”

    蒋德华喝了口茶，看一眼主公的眼色，慢悠悠说道：“上谕虽然恩准洋教士居留广州，广州的夷人可聚堂祷告，而华民则在严禁之列。适才主公问过行商蔡逢源，广东华民信教远甚于其他各省，惟广东在查禁风暴中几无作为。个中缘由，实不便与外人道。”

    在场的师爷和主公皆心知肚明，广东的查禁走过场。乾隆二十四年秋，肇庆知府罗秉扬发现仙花寺有洋教士活动，参加祷告的信徒三十余人。罗秉扬带衙役将洋教士韩约瑟及信徒拘捕收监，亲自赶往广州禀报督抚。时值洪瑞案查处尾声，李侍尧好不容易脱身，若又冒出个教案，很容易成为朝中大臣和他省督抚攻讦的口实。李侍尧不敢不奏报朝廷，但他在奏折中大做文章，“仙花寺乃前朝西洋教士利玛窦所建，本朝早已改为佛寺，前来烧香磕头者皆为佛教徒。洋僧韩约瑟来仙花寺观光，语言不通，众佛徒误以为是天竺僧人，便懵懂随其念经膜拜。奴才接报查处，绝不姑息养奸，所有入寺愚民及洋僧韩约瑟，依罪行轻重，拟判凌迟、斩首、斩监候。奴才伏乞皇上圣裁。”李侍尧这一手把乾隆帝气昏了，提笔斥责：“李侍尧你糊涂，愚民误信尚可训之，岂可滥杀无辜。”李侍尧这手极为高明，既未隐瞒欺君，又将行将引发广东查禁夷教的风暴扑灭。

    奏章师爷赵光禄道：“老朽可以想象，广东前任督抚是如何处置教案的，否则，广东可在全国禁教风暴中拔得头筹。不过这个风头出不得，像福建，成了西洋人眼里的暴虐之地，外洋贸易奄奄一息。”

    书启师爷胡北峰道：“主公，不才以为，可以把这些道理讲给董启祚听，他是广东的司官，不可能不为广东着想。”

    征比师爷祝汝明道：“驽钝以为不可，董启祚靠查处福安教案名扬天下，成为大清朝有数的忠士。在他眼里夷教是洪水猛兽，夷教危及皇上的江山社稷，广东的外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