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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的傍晚，天气终于变得温和，不那么炎热了。此时正是夕阳西下时分，兰德尔坐在威尼斯大道旁的多尼咖啡厅里，等着罗伯特?莱布朗的到来。

    他漫不经心地玩弄着面前桌上装有饮料的玻璃杯，他一口也没有喝，头却不断地从左转向右，又从右转向左，仿佛是在看网球比赛一般。他观察着那些在一排排的桌子中的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顾客。

    如此这般焦急地盼望，令人很感疲劳。他对自己说，莱布朗会按他答应的时间赶来的，他于是放松了一下，按摩着自己颈后绷得像电缆线那么紧的肌肉，使自己能利用这段悠闲的时间任凭自己去回想。

    从星期六傍晚与莱布朗分手到约定星期一下午会面这段时间，假若他不自己驱使自己拼命干工作的话，这难熬的等待是难以忍受的。星期六晚上他没有干什么，这是真的，因为莱布朗走后，特别是在电话上与惠勒吵了一架后，心情烦乱，无法干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那时，他在房间里吃了点心后，就开始思考即将发生的事。如果——且不管惠勒对伪造品的嘲讽，——莱布朗真的带来了伪造品的足够的证据的话，自己又该怎么办？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他应到惠勒、戴克哈德或其他出版商那里，把证据摆在他们面前，迫使他们承认无可否认的事实吗？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他们故意否认真相怎么办？那时怎么办？他们不大可能对关于伪装品的真实证据无动于衷，但如果他们真的置之不理，又将如何呢？

    兰德尔已仔细想过是否还有别的方案，不过只把它们视为可能性。唯一使他困惑的是他自己的事，除了发现真相时凄凉的感受以外，自己还会得到什么呢？对真相的渴望只能带来自己重建的信仰的毁灭。管它凄凉与否，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够了。

    昨天，几乎整个白天和晚上，他确实在干他职责之内的工作。他的名字仍然列在“第二次复活”的工资支出单上，他认为他正在做的事是他的责任。但那是一项进展缓慢，实行起来很辛苦的活动。一旦把他的调查和将要出版的东西作比较，所有对《国际新约》的赞誉就会不值一钱。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宣传《国际新约》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正从事的是一个他认为是见不得人的骗术。

    还有，他打往或接受阿姆斯特丹六、七个电话——气氛几乎要凝结了——与他的公关同事们讨论宣传工作的事宜。哦，他们都在——是星期日——但他们都在全心全意地努力工作，奥尼尔、亚历山大、泰勒，还有海伦?德博尔。他们给他读了准备的发布事项，他也提出了建议、改正意见，并给他们作了最后的指导。同时，他也给他们读了自己准备的发布内容，叫他们作最后的编印。

    杰西卡?泰勒告诉他——像旁观者无意中提到的——安杰拉?蒙蒂已经从罗马回去了。她对兰德尔没有回罗马感到很纳闷，并且打听了兰德尔现在的一些情况。兰德尔听后请泰勒小姐转告安杰拉说自己正在罗马，被一些采访、约会缠住了，但在星期二前一定回去。还有别的要告诉她吗？没有了，除了让她呆在自己的桌边准备接罗马来的电话外没有别的事了。

    不像惠勒，兰德尔的同事没有一个问及在这么忙的时候他在罗马到底干些什么。

    还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十分重大的，第二件则具有决定性。

    第一件事是给律师萨德?克劳福德打电话，将其从纽约的寓所中唤醒，并命其给银行打电话以他的律师权利提出两万美元给罗马的兰德尔，最好是美元现款。

    具有决定性的事情——只因为惠勒说莱布朗不可靠使兰德尔失去了信心——是要进一步弄确切这个他要马上与之交锋的出狱犯的身份。兰德尔的一个老朋友——他们一块进入了宣传界——很久以前放弃了公关事业重操旧业，作了美联社常驻巴黎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