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悲痛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

    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

    “你得管住他们，”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含义就是，如果有谁摔破皮，或者烫伤啦，不见了，打碎什么了，把什么给弄脏了，不管是谁，反正都是我的过失。

    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

    那时，在母亲还未与我讲述过桂林故事时，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古怪的仪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喜福会的阿姨都穿着长裤，配着色泽鲜艳的花衬衫和式样各异的、结实的跑鞋。我们围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盏西班牙式的枝形大吊灯。乔治叔叔戴上双光眼镜，开始宣读会议记录：

    “我们账面上资金为24，825元，约每对夫妇为6206元，每人约3133元，卖出隆巴罗股票损蚀其中的6又3／4，买进一百股斯密史国际股票，这里要感谢琳达和丁童为我们吃进这批股票。喷，赤豆汤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会聚会，我们不得不暂停一次。很遗憾，我们亲爱的朋友素云离开了我们，向坎宁·吴全家表示慰问。喜福会主席、书记乔治·许谨告。”

    我原以为，大家会谈及一阵我母亲，念叨着她的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让我在麻将台上替代母亲，以作为众人的一种寄托，继续母亲